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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系列报告:迈入亿元起步的养猪业门槛

2020-04-01 07:27养殖技术 人已围观

简介最后的胜负养猪本就是一门重资产、重资源、重技术、重人力、高门槛、融合多个学科技术的复杂生意,非洲猪瘟的爆发使得行业门槛进一步提高,不具备人才、资金、技术体系的个体户或将难以...

  养猪本就是一门重资产、重资源、重技术、重人力、高门槛、融合多个学科技术的复杂生意,非洲猪瘟的爆发使得行业门槛进一步提高,不具备人才、资金、技术体系的个体户或将难以在未来的竞争中与集团型企业抗衡,亿元起步的行业门槛将会颠覆人们对养猪的认识。站在行业重建的起点,本文复盘了非洲猪瘟的显性、隐性影响,对未来产业趋势提出了明确的趋势:“金猪十年”,以详实的篇幅阐述这门生意为何不容易,也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当下节点,我们继续强烈推荐代表未来产业升级方向的工业化封闭式养猪龙头:牧原股份新希望。

  作为世界第一养猪大国,我国生猪养殖环节传统养猪户占比高,生猪调运频次高、养殖密度高(全球的7倍),但规模化、现代化、封闭化程度、生物安全防范意识都很低,使得非洲猪瘟在我国爆发后快速蔓延且控制难度较大。并且,非瘟爆发后,业内尝试各种偏方、疫苗,卖假药发国难财的现象层出不穷,更进一步地暴露了整个行业的低效和无序。此外,由于核心群损失、三元回交效率大打折扣等原因,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生猪生产效率都将面临较大幅度的下滑,将导致行业成本居高不下。

  长期来看,成本最低、有助于全产业效率提升,并且能够保证消费者吃上放心肉的产业形态已经非常明确,就是必须走向“工业化封闭式、自繁自养自宰、集中饲养、就地屠宰、冷链运输”。工业化封闭式保障了防控的稳定性;自繁自养自宰保障了体系配套的稳定性;集中饲养解决了效率与管理的痛点;就地屠宰使得疫情风险得到就地控制,冷链运输更加保障食品安全。

  目前,工业化封闭式的自繁自养模式在养殖环节中已经逐渐展现出优势,正在形成产业方向,但囿于资本、母猪、土地等资源的匮乏,也缺少有能力在短期能迅速扩产的企业,因此,产业升级的速度相对有限,优秀企业的红利期将持续较长时间。其中,优势企业已经进入快速扩张的高速通道,并将引领整个产业链环节关系的大规模重构,典型代表即为牧原股份、新希望。

  从国外的经验和国内短暂的尝试来看,生物安全是最有效,也是长期成本最低、安全隐患最小的防控方法。目前,国内优势企业依靠生物安全战胜非瘟的案例越来越多,更是坚定了我国走生物安全路线的信心。

  如何做好生物安全?这其中难度有多大?我们认为是一个由硬件到软件,由猪场到人员的全面升级过程,必须要足够的资本投入,并且头部效应明显,养猪业的优势产能已经迈入亿元起步的投资门槛。从国际防控经验以及结合国情来看,做好生物安全防疫需要同时具备五大条件:硬件投入、饲料保障系统、及时检测系统、资源调动能力以及人员管理。通过本文详细的阐述和举典型的负面例子,将更加理解防控的难度所在。

  在第一轮疫情的冲击下,几乎所有公司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和建立防控能力的速度却有着明显差别,我们认为产能相对大和分布区域相对广、资金实力、学习能力和管理水平、调动资源的能力等方面将在非常具体的层面影响企业的心理和实际动作,进而影响后续防疫和扩张成绩。而技术驱动型的董事长和高管团队作为灵魂人物发挥作用、高效的管理和执行力、公平而到位的结果激励这三点尤其决定了一个企业能否高效防好非洲猪瘟,并进入扩张的快车道。在此基础上,资本的支持能够到位,资源的储备足够提前,才能保障企业的扩张既有速度又有质量,层层苛刻的挑战最终筛选出来的强者毕竟是少数,而他们目前正全力抢占市场份额,所有后来者、外来者都将必须经历过相应的过程才能进步。在这个纯供给侧洗牌的巨大而古老的市场里,强者总是能在巨大的变化中把坏运气转化为机遇,再把机遇牢牢把握住并沉淀成实力,在过去三十年的每轮猪周期里无不如此,反反复复。

  长期猪价取决于行业平均成本与社会平均回报率,过去龙头企业ROE在25%-30%,普通养殖户只有10%左右。尽管供给主体在逐步变化,但平均生产成本并没有显著下降,行业的回报率就不会明显变化,且在育种、母猪、采购、资金、资源获取等多个方面,大企业相对于农户的优势并不一定会缩小,目前正显著地扩大。我们认为,未来十年,非洲猪瘟长期存在的基础上,防疫成本和死亡成本的抬高、企业成本显性化和人力成本的上升都是传统模式必须面对的挑战,这个转型期间,行业平均成本一定程度上是抬高的,而对于掌握核心能力(充足的母猪+固定资产+合理的产能布局+防控水平+管理水平)的企业来说,其在工业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快速进步赛道上,成本下降速度更快,回报率有望不降反升。

  在这样的一个市场空间每年三万亿的低效率产业里,我们认为非常有机会诞生1家5000亿市值、1-2家3000亿市值的农业食品企业,建议长期关注与持有。具有较强长期成长逻辑的卓越养殖企业二季度即将放量增长,其迎来的或是长达多个季度的量价双升蜜月期,量增的可持续性、确定性和始终领先于行业的成本优势将是投资的主线条,一线年的独立行情走势,强烈推荐及早布局牧原股份、新希望,关注温氏股份等。

  1、整体流动性:世界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各国都采取降息等手段保障流动性充裕,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优质资产的潜在收益率已经是本轮下跌前的1.3-1.5倍,我们认为足以覆盖不确定性风险。并且,猪肉需求非常刚性,人们足不出门也要想方设法购买,与经济环境的关系并不明显;猪肉供给的恢复也非常缓慢,本质取决于行业转型升级的速度,目前来看各方面差距仍然很大,仅有10%的产能可以做到相对优秀。这样相对独立的产业趋势,充裕的流动性环境,港资逆势增持牧原、新希望,我们认为此时机会已经远大于风险。

  2、企业盈利:刚需+行业景气度向上,高盈利高持续性属于少数公司经营的阿尔法。从18年非洲猪瘟到现在,整个行业去产能60%,猪价超过30元/公斤已经半年以上,但复养的速度非常慢。2019Q4整个行业的母猪增长共8-9个百分点,但伴随着的是行业乱打疫苗、非洲猪瘟在北方地区反反复复爆发以及三元回交效率降低,实际产能恢复还要打个折扣。叠加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整个行业在饲料运输、母猪运输和销售以及补栏上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迟疑。工地复工对行业复产有一定的影响,复养的速度是越来越慢的,我们估计整个一季度复养的绝对值可能比去年四季度还要下一个台阶,1、2月的环比恢复速度再下台阶,不足2%。由此,乐观估计,今年8月以前,生猪供给可能都难以环比正增长,全年高价已是定局,悲观估计,或到2021年2月前供应仍然是非常紧张的。

  另一方面,行业扩产资源是结构性分布的,散户在这个阶段没有资金、合适的场地、科学的方案,也没有信心完成复养,历史上多轮猪周期证明,即使没有非瘟的干扰下,行业恢复也需要3年,何况如今。而个别公司在出栏量上实现高速增长,未来三年的利润或节节攀升,本质就是他们的防疫、成本远优秀于行业整体,且短期无法复制。

  3、估值:超级成长股的内涵,周期股的估值。以长期ROE-PB的角度来看明显低估,过去十年牧原ROE均值28%,股价运行的底部区间在PB 4-6倍左右,未来十年非洲猪瘟反反复复长期存在的背景下,我们认为长期ROE有较大抬升空间,PB底部运行区间保守估计6-8倍,今年年底净资产600亿以上,按照当前的资本开支力度,不排除将达到800亿以上,对应当前市值空间非常可观。

  以头均盈利能力的角度看,过去十年牧原头均利润350元/头,未来由于产业升级慢,学习速度非常有限,其自身的进步速度又处于快车道上:先是封闭式新场占比提高带动成本向10元/kg以下靠拢,再是智能化楼房养猪(聚落式肉食综合体)带动效率天花板的打开,向更低成本、更高全产业链效率进军,保守估计能带来200元/头的稳定利润,举个例子,白条在这轮周期里,最低价都有18元/kg,而生产成本就是生猪完全成本加1元/kg左右,更多环节可以产生效率差异,增大长期头均盈利能力。

  以600-700元/头均利润预计,随着企业不断扩产,对应长期盈利水平会沿着-700亿级别攀升,在成长阶段,给予PE估值20-30倍已经比较保守,预计今年3000亿已是底部区间;在成熟阶段,伴随着远期资本开支投入比例下降,自有现金流喷薄而出,分红比例大幅上升,均衡PE估值保守也有12倍,市值空间也非常可观。

  风险提示:突发大规模不可控疫病,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极端气候灾害导致农作物大规模减产推升粮价,上市公司感染非洲猪瘟,出栏量不达预期,国家调控猪价。

  非洲猪瘟作为全世界最严重的猪病之一,最早于1921年在肯尼亚被首次报道发生,在其百年的发展历史中已经被证明不可治疗、致死率高达100%,且暂时无安全有效的疫苗。截至目前,全球共有60多个国家发生过ASF或者检测到病毒,已经笼罩着全球70%左右的生猪产能,如何防控非洲猪瘟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的大课题。

  因为临床表现与普通猪瘟类似,故名非洲猪瘟,但两种病毒却完全不同。非洲猪瘟病毒属于DNA病毒(普通猪瘟为RNA病毒),且由于病毒转录的蛋白质过多,病理复杂,当前无有效疫苗,扑杀和生物安全是唯一防控手段。联合国粮农组织描述其具有迅速在全球蔓延的可能性,它也是国际动物卫生组织(OIE)法定报告动物疫病、我国规定的一类动物疫病。

  我国猪肉年产5400余万吨,产量占全球一半,是当之无愧的猪肉消费第一大国。目前全国共有着近4000万户的养猪农户,叠加上游疫苗、饲料业,下游的屠宰、运销产业,就业人口众多,年总产值接近3万亿,是农业中单品最大的子行业。作为世界第一养猪大国,我国生猪养殖环节传统养猪户占比高,生猪调运频次高、养殖密度高(全球的7倍),但规模化现代化封闭化程度低、生物安全防范意识低,导致非洲猪瘟在我国爆发后快速蔓延且控制难度较大。

  非洲猪瘟病毒一方面导致大量生猪死亡,另一方面引起了大面积的恐慌抛售,使得产能大幅下降。根据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生猪存栏相较于非瘟前下降近40%,截至2020年1月底,我国能繁母猪存栏相较于非瘟发生前下降35%,均远高于过去每一轮周期底部去化幅度。

  产能去化幅度如此之大,充分暴露了行业低效的本质。据统计,2017年,我国1-49头存栏规模的散户占比高达95%,但其年出栏量占比约35%。多数散养户的猪舍较为简陋,往往在后院或者家庭房屋的一角,堆砌几面矮墙便形成了一个猪舍,并且猪舍设施落后,由此导致生产水平也比较低下。同时,散户的生物安全理念匮乏,大部分主体实行“有免疫、无防疫”的养殖方式,有些养殖户甚至出现猪鸡混养、人猪混住的情况。

  非洲猪瘟发生后,真正贯彻生物安全防控的养殖主体少之又少,行业里尝试各种偏方、疫苗,卖假药发国难财的现象更是层出不穷,再次充分暴露了行业低效的本质,整个生猪产业已经到了需要重建的时刻。

  非洲猪瘟疫情除了造成生猪死亡,产能持续去化等显性结果外,还造成了一系列令人无法忽视的隐性影响,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生猪生产效率或面临较大幅度的下滑,进而导致行业成本居高不下:比如核心群的损失到三元回交带来的PSY、MSY等核心生产指标显著下滑;养殖过于分散带来的饲料等环节的成本上升;猪场员工长期封闭式管理的不可持续性带来的人力成本上升。这些痛点均反映了我国生猪养殖行业低效、分散的本质,更为本质的是:整条养殖产业链上的工作人员,其科学素养有较大提升空间。

  核心种猪群受损严重,影响行业长远的成本降低。非洲猪瘟爆发后,不仅仅是商品猪和父母代受到疫情的冲击,我国核心种猪群(原种猪和纯种猪)的损失同样惨重,许多核心场猪群损失一半以上,未来即使有安全有效的疫苗上市,核心群的重建工作也会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至少需要5-10年时间。同时,我国育种体系也将不得不适应非瘟短期难以消除的局面,在达到生物安全防控要求的基础上,猪群的性能测定等工作将减少,导致育种工作面临倒退的风险。凡此种种,最终都会导致我国核心群的效率下降明显,其影响是行业长远的成本抬升。

  非瘟打乱了行业正常生产节奏和管理流程,使得养殖场PSY、MSY、配种成功率等核心指标大幅降低。以涌益咨询数据为例,其通过跟全国各地区猪场及相关生产部门交流,发现非洲猪瘟后,全行业母猪产仔率及产仔成活率均有所下降,MSY多数在17-18水平,比非瘟前下滑了30%。同时,相比于正常母猪,三元回交的母猪效率大幅下滑,配种成功率甚至腰斩到30%-50%,MSY降至12头/年,远低于正常二元母猪。我们认为养殖核心指标的降低相当于给行业去产能加了杠杆并且延缓了产能恢复的速度,使得终端肉猪供应更加短缺,也拉开了行业不同主体之间的成本差距。简单来算,当前我们认为行业产能去化超过30%,如果再考虑到MSY等核心指标下降30%,其实我们产能去化达到惊人的51%。因此行业养殖效率降低是导致未来生猪供给短缺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

  养殖效率降低,导致的另一个结果是成本抬升。为防控非洲猪瘟,养殖企业增添了很多生物安全防疫措施,之前流畅的运转流程被打破,行业养殖成本普遍大幅提升,根据各个公司披露的交流纪要可以得知行业内上市公司完全成本普遍增加在2-3元/kg以上,有的甚至上升10-20元/kg。但对于优势产能来说,其养殖成本的增加是短期的结果,部分优秀企业目前成本已经开始下降,预计年底成本将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以牧原股份为例,其2019年一季度商品猪生产成本同比增加了1.13元/公斤,成本的增加主要源自于生产环节的部分技术指标出现下滑(占比40%),人工方面的成本增加(占比约30%),饲料因为高温制粒导致的成本增加(占比20%),公司固定资产投入费用化(占比10%)。对于这些成本增加项我们进行单独分析:

  1、生产环节的部分技术指标出现下滑(占比40%),19年Q4已经大幅改善:通过和行业内人士交流我们了解到技术指标出现下滑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个是猪场硬件设备的改造,施工对猪群生长、繁育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另一个非洲猪瘟到来后,生产环境&;流程的大幅变化,猪场需要时间适应,导致整个生产流程变慢。比如消毒液对猪群会产生应激,更加严格的消毒流程(进出猪场都需要严格的消毒,时间短则2天,长则4天),更加繁琐的销售流程(需要将猪先运到外部中转,然后车辆消毒再返回猪场进行二次调运)等,这些都使得猪场整体的运转效率、母猪的生产性能和肉猪的生长性能受到影响。但是这些短期增加的成本已经在19年四季度随着猪场环境趋稳以及新的生产流程更加流畅之后大幅降低。

  2、人工方面的成本增加(占比约30%),出栏量提升后增加的人力成本将得到摊薄。为了生物安全的考虑,增加人员的隔离措施,减少不必要的人员流动,提高生产人员津贴补助等措施均增加了养殖环节的人工成本,经测算占生猪养殖成本增加额的30%左右。预计2020年Q2牧原出栏放量后,增加的人力成本有望得到摊薄。

  3、饲料因为高温制粒导致的成本增加(占比20%)。增加了饲料厂加工环节的高温处理措施,增加了养殖场饲料中转及高温处理设施,进而增加了饲料成本,经测算占生猪养殖成本增加额的20%左右。这部分成本属于永久性抬升,短期来看下降幅度不大。

  4、公司固定资产投入费用化(占比10%)。公司主动提升生物安全硬件基础设施,总投入的一部分计入当期制造费用,大部分形成固定资产以折旧的形式计入生产成本,经测算约占生猪养殖成本增加额的10%。

  自非瘟发生以来,经过一年的摸索,牧原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防控体系,且成效显著,完全成本已经由2019年7-8月峰值的15.21元/kg下降至Q4的13.23元/kg,是全行业第一个稳定成本并趋势性下行的企业,保守预计2020年底成本将回到非瘟前11.5-11.7元/kg的水平。

  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业里不少养殖主体在非瘟爆发后并未走生物安全路线,而是寄希望于疫苗和使用各种药物,最终导致猪群更高的死亡率以及生产效率的持续下降。据了解,目前行业里不少主体因为使用了所谓的白瓶苗后成本已上升至20元/kg以上,甚至是30元/kg以上,并且这些猪场在使用疫苗后由于无法区分疫苗毒和野毒,已经无法回头重新走生物安全路线,而被动转型将面临更大程度的挑战,养殖是一个长流程复杂业务,又是活人管活物,若从头建立一整套工业化封闭式的生产体系,必然需要5-10年时间,高效复产之路道阻且长。

  长期来看,成本最低、有助于全产业效率提升并且能够保证消费者吃上放心肉的产业形态非常明确,就是“工业化封闭式、自繁自养自宰、集中饲养、就地屠宰、冷链运输”。工业化封闭式保障了防控的稳定性,自繁自养自宰保障了体系配套的稳定性,集中饲养解决了效率与管理的痛点,就地屠宰使得疫情风险得到就地控制,冷链运输更加保障食品安全。未来,养殖企业可能会大量自建或收购屠宰场,屠宰环节便如自己的饲料厂,属于大宗商品生产环节之一,其产能利用率会达到较高水平,具有效率优势。

  模式升级:目前来看,工业化封闭式的自繁自养模式在养殖环节中的优势已经逐渐展现出来,并形成产业方向,现在仅仅是小荷才露尖尖角,很多企业正开始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们认为,自繁自养模式具有长期的比较优势,其集约化效率高,并且在食品安全控制、产品品质稳定、人力成本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由于一些设备和技术都有一定的使用门槛,例如检测实验室的配备,需达到一定养殖规模后配备才具备经济效益,自繁自养集约式饲养更容易取得更高的效率。虽然行业的重建已经开启,但是由于缺乏大量的资本、母猪、土地,缺乏短期集合这么多资源的有能力的企业和主体,行业升级的速度相对有限,未来需要更多的政策和资本支持,模式升级或将是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不变的主旋律。

  产业链重构:在非洲猪瘟和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下,我们需要以更加科学的方式处理好人与动物的关系,整个中国的肉类产业链正在面临一个大规模重构的机会。过去的模式是小生产、大流通以及先产后销的传统农业,这里面充满了博弈和低效,不仅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升级,同时也不利于消费者获得最大的效用。因此,站在产业重建期的起点,优秀企业正引领整个产业链的转型,未来下游的屠宰、加工、流通、品牌多个环节都有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其中诞生的新盈利点也定将层出不穷。

  金猪十年:金猪十年,是工业化转型期的黄金十年,未来十年行业技术指标虽然在稳步向前,但成本的显性化是传统模式必须面对的挑战,这个转型期间,行业平均成本是抬高的,若社会平均回报率相对稳定,猪价的中枢也有望抬高,具有工业化优势的企业可实现成本的下降,其回报率是不降反升的。

  养猪业门槛其实很高,行业工业化转型需要时间。十年前,最后的胜负巨头普遍认为养猪黄金期只有十年,但十年过去了,回报率不降反升。如今,龙头展望未来,与我们的看法一致:“金猪十年”。我们思考原因是为什么?因为只有长时间专注于养猪的优秀企业才更知道:做到低成本养好猪并达到可复制的境界,需要涉及的问题太多、太复杂,且多数意想不到,越摸索越发觉门槛高、细节复杂、人才稀缺。优秀企业花了十年甚至二十年时间才摸索出一套可复制的体系,行业整体工业化转型则需要更长时间。

  供给主体企业化,效率集约要求提高。未来十年,企业制的供给占比会明显提升,或许能达到30-50%,但企业制的生产涉及更多的显性成本,人力成本刚性上涨,农户的碎片时间、土地、资金都要涨价,消费者对猪肉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凡此种种都将抬高行业的生产成本。对于企业来说,人工效率最高、土地效率最高、管理效率最高的工业化养猪模式是转型的必由之路,但这个模式的门槛极高,不少企业需要走弯路,有任何一方面不到位就会导致生产成本比农户更高,行业平均成本因此抬高,而具有工业化优势的企业在整个行业的工业化转型期间会有更高的超额收益。

  “公司+农户”和自繁自养模式在这轮周期中都将实现进化,无论猪舍等资产属于公司还是属于农户,只有足够工业化封闭式高效率的养殖方式才是未来方向,自繁自养产能增加需要大量的资本和非常精细化系统化的管理能力,而传统农户则缺乏合适的土地、技术体系等,他们能升级的比例仅10%(预计),各有瓶颈,但长期来看,自繁自养将成为主流,上市公司层面已经形成方向。

  在我国,养殖模式一般分为自繁自养的一体化模式、公司+农户的合作模式以及散户的外购仔猪自育肥模式。这一轮周期中,由于散户本身在猪场硬件投入上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其非洲猪瘟防控效果上市场预期较为一致,但是对于规模场的自繁自养模式和公司+农户模式在非洲猪瘟的防控优劣势上存在明显的争议。有人认为自繁自养因其将所有环节都纳入自身管理体系下,因此防控更有优势;有人认为公司+农户模式养殖更为分散,因此风险更小。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两种模式都将在非洲猪瘟的侵扰下实现自我升级,共同保障我国猪肉供给。这是由我国土地资源,消费习惯,国际经验共同决定的。

  非洲猪瘟到来之后,“公司+农户”模式的弊端开始显现。第一是合作农户猪场的硬件投入不够,生物安全境况堪忧。第二是农户较为散漫的养殖习惯使得非洲猪瘟病毒存在大量的可乘之机入侵猪场。这两点使得部分农户和公司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损失,导致合作户退出。但是我们去行业草根调研了解到,由于非洲猪瘟导致行业存栏大幅降低,仔猪和母猪价格不断攀升,叠加销售流程更加麻烦,很多散养户买不到仔猪,同时自育肥后续疫情风险仍在,导致很多养殖户选择和集团公司合作,因此短期来看“公司+农户”模式会面临困难,但并不是十分严重,最重要的是要提升自身的软硬件水平,若能达到理想标准,防控成功率也能达到90%以上,但的确条件苛刻。

  土地资源和消费习惯决定“公司+农户”模式未来一定会继续存在,农户需要加大投入并自我升级。我们认为由于土地资源和消费习惯的限制(很多地方没有足够连片的土地给集团企业自繁自养),“公司+农户”模式一定会继续存在,是未来保障居民猪肉消费的重要力量。但是在未来合作的过程中,公司和农户都要进化,公司需要抓紧时间找到一套适合该模式的防疫方案,为农户养殖提供全方位支持。农户必须要具有良好的生物安全意识,将生物安全措施落实到位,愿意给猪场进行升级改造,只有这样,公司和农户的损失才能降到最低。同时由于猪场投入具有规模经济性,未来我们会发现合作农户的养殖规模会越来越大,专业程度也会不断提升,向自育肥场靠近。

  自繁自养模式需要加大硬件投入和人员管理防控风险,同时利用足够多猪场分散风险。自繁自养模式在非洲猪瘟防控上最大的优势在于几乎所有的养殖环节都是置于公司自身管理体系之内,很多措施都可以依靠对员工的管理实现高质量落实。其弊端是由于单场规模太大,一旦出现疫情,损失较重,同时由于销售频次偏高,与外界风险源的接触较多,不利于疫情的防控。针对这两个问题,自繁自养养殖场普遍采用加大硬件投入(猪场设备升级、车辆升级等)、合理规划分区(在场外建中转站、洗消中心等)、加强流程管理(脏净分区、单向流动、防止交叉)等措施降低猪场风险。而单场规模过大对于猪场数量少的企业来说的确存在风险过于集中的问题,但是如果企业猪场数量足够多,这个风险可以被大大平滑。以行业内以自繁自养模式为主的上市公司牧原股份为例,其猪场数量远超过300个,完全可以平抑单场规模过大的风险。规模越大,效率也越高,但对能力的要求也越高,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自繁自养模式由于规模经济性,会优先倾向于成片土地进行发展,许多公司的土地便是按照这个方向进行储备的。叠加非洲猪瘟并非毫无办法,在国际上也有多个国家净化的案例,因此没有必要在非洲猪瘟出现后立马降低单场规模,由此造成的资源浪费和未来收益可能都不合算。目前我们看到国内防控优秀的企业不但不会降低单场规模,未来可能还会坚定不移地提高单场规模。

  因此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公司+农户”模式和自繁自养模式在我国土地供应偏紧,消费热鲜肉的大背景下,二者必将长期并存。但是在疫情的洗礼下,只有加大猪场投入,提升生物安全防疫意识的公司&;农户才能存活下来,而规模经济性决定了无论是“公司+农户”模式还是自繁自养模式都将助推行业平均规模和集中化程度快速提升。

  2018年8月以来,非洲猪瘟持续爆发,行业已处于重建状态,在这个充满了人性善恶交织的过程中,学习到许多关于人类、动物的疫病知识与历史,愈发敬畏自然、敬畏未知,不断去思考我们该如何和动物更好地相处?

  据统计,我国每八个月就会出现一种新型动物疫病,其中接近一半是人畜共患病,怎么保护好动物,也就等同于怎么保护好人类自己。如今,当我们站在巨大的供给缺口上,我们期待未来整个畜禽养殖行业可以更加坚决地向“集中饲养、就地屠宰、冷链运输”迈进,而不是现在的分散饲养、活猪运输上千公里、人与活禽在市场频繁接触的业态,饲养过程应当全封闭式、工业化,不要因为短期紧张而舍弃更大的长期利益。我们把动物照顾得更好,也就是把自己照顾得更好。同时,绝大多数疫情都具有相似的传播特征,研究清楚ASF也为我们防控其他疫情提供了经验。

  目前,我们控制动物、人类传染病的主要手段是疫苗、诊断试剂、药物,但这里面的创新还是太少(首先是对周围国家已经发生的问题(ASF)没有提前预演;其次是创新速度赶不上新问题的发生;或者说没有新问题出现就不能研究,这样更不可能解决),在面对一些我们短期无法攻克的病菌时,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坚守最基本的防疫原则:隔离(生物安全),人与动物的隔离、动物与动物的隔离。否则,可能会丧失最佳的防疫时机,我们要避免陷入“只有疫情更严重才会投入更大防疫资源,然后再度错失防疫次优时机”的负面循环中。

  宏观层面上,封锁流通对于ASF疫情防控是非常有必要的,说起来简单,可做起来的确较难,农户追求短期利益而钻空子,导致猪与病毒的流动加速,这对我们的启示是政策补贴要足额且及时到位,相关资源(医疗等)要足够倾斜于此,执行时不能一刀切,个体流窜要坚决杜绝叠加恰当引导,否则效果可能相反;

  微观层面上,生猪行业工业化封闭式程度远远不够,生物安全执行困难。这一年多,我们在一线深度调研了非洲猪瘟的发展走势,了解各家企业的防疫心路历程,从确立防疫方向到制定可执行的防疫方案,再到过程的执行和监控反馈,最终成绩的体现和结果激励,全都是企业家事必躬亲的活,他要求企业在短时间内把复杂业务流程快速标准化并形成经营模式,再推广并严格执行,这对企业家、中层管理干部、基层员工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而这一切还需要建立在足够合格的硬件基础之上(工业化封闭式猪舍)。若不采取这样的方式,则疫情较难控制,散养户赌博式复养的高概率失败持续地消耗着个人积蓄和社会资本(资源:土地、人员、资金)。由于没有科学的兽医体系,病急乱投医盲信所谓的神药,最终导致疫情爆发、猪场阳性(用“药”后没有回头路可以走),对外抛售病猪也增加了行业整体风险。这对我们的启示是坚决打击在这个节点散布谣言、卖神药、“发国难财”的不法分子,尤其加大对农村的宣传力度,将生物安全(卫生体系)的软硬件和重要性进一步升级。

  2018年8-12月,由于生猪养殖业还没有找到特别好的检测手段,对疫病做不到可知,也就有点无所适从。2019年1月开始,随着生物安全经验的积累和检测技术和产能的跟上,3个月左右时间龙头企业便做到可知可控,但整个行业的检测能力直至今日都未跟上。我们应该学习西班牙防控ASF的经验,紧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流行病监控体系,尽快做出详尽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持续针对阳性环节做清除、消毒,必定能做到可防可控。

  非洲猪瘟是接触式传播,又是个烈性病,一个潜伏期短的烈性病其实相对容易防控,它的再传染系数R0一般不会太高,但这也取决于中国养殖密度、封闭式程度、场之间的联系程度等因素。2018年12月,我们根据俄罗斯的非洲猪瘟疫情研究推测,养殖场之间的传染系数为2-3,传染周期是10天,疫情达到高峰的时点大约在疫情爆发后的半年到一年之间,当易感染的猪群减少、行业整体生物安全水平明显提升、环境中病毒浓度降到一定低点之后,疫情爆发数量将加速减少,这三个指标是重要观察对象。事实的确如此,非洲猪瘟在我国的传染系数更高、传染周期更短、可感染的猪数量更多,于是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去产能现状。

  切断传播途径必须是众志成城才能做得更好,易感动物密度高的地方更加要主动配合政策,减少流窜,降低再传染系数。

  人类历史上的城市化带来了高效化、人群聚集、供给聚集、效率提高,但负面因素带来的公共卫生和疫情问题、公用设施不足问题、管理难度增加与拥堵等等,人类也曾面临非常多种疫情的挑战,往往聚集的程度越高、相关卫生体系脱节越大的时候,面临的挑战越大,恰似今天非洲猪瘟的情况。曾经,巴黎甚至有上百年时间没有清洁饮用水(而民众并不知道),这同样也是聚集规模上去了,但配套的技术和设施不到位,以霍乱为代表的各种疫情难控,和今天国内猪业非常相似。

  我国购买全世界的种猪、原料,请全世界的专家来中国,很多猪病进来后难以清除,而且多数场在2-3年内会发病一次以上,ASF的严峻性每一天都在超出预期,我们必须更加谨慎,不能有一丝侥幸。

  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散户复养成功率不到30%。我们不能为了短期的市场供应,鼓励不讲条件的“全民养猪”,这会为未来埋下更大的隐患。

  复养案例:安徽散户张某,其猪场在19年7月感染非瘟后清场。在随后的10月份,猪价快速上涨,形势一片大好,该老板兴起复养之心,在离原猪舍数百米外的地方重新建一排圈舍且进行严格的消毒,认为此次复产当万无一失。于是该老板以每头近4000元的价格引进了12头后备哨兵母猪进行试养,第一个月猪的长势良好,该老板很高兴,认为可以大规模复养了,刚准备大批进猪时,猪场又发病了,此次复养以失败告终。

  从国外的经验和国内短暂的尝试来看,生物安全是最有效,也是长期成本最低隐患最小的方法。并且,目前大企业依靠生物安全战胜非瘟的案例越来越多,更是坚定了我们走生物安全路线的信心。而如何做好生物安全?我们认为是一个由硬件到软件,由猪场到人员的全面升级过程,必须要足够的资本投入,并且规模效应明显。从国际防控经验以及结合国情来看,做好生物安全防疫需要同时具备五大条件:硬件投入、饲料保障系统、及时检测系统、资源调动能力以及人员管理。

  1、如何才能防住非洲猪瘟:生物安全是最有效,也是长期成本最低、隐患最小的方法

  国外疫苗研发:疫苗研发尝试众多,效果不尽人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非洲猪瘟疫苗研制已经出现多种技术路径,如灭活疫苗、减毒活疫苗、病毒活载体疫苗、核酸疫苗、基因工程亚单位疫苗等,但最终的效果都不尽人意。早在1963年, R.J.Manso等发现通过猪骨髓细胞传代致弱非洲猪瘟弱毒疫苗可以抵御强毒株的攻击。但是,此种弱毒株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许多猪在免疫后都出现了副作用。其中,葡萄牙的50多万实验猪只中,有1/4出现了流产、肺炎、死亡等副作用。尽管多年来,针对非洲猪瘟病毒的疫苗研发一直在持续,但是非洲猪瘟病毒体积庞大,抗原结构复杂的特点导致各种非瘟疫苗总是存在各种问题,研究出安全有效的疫苗难度非常大,至今为止所有非瘟在研疫苗均未能实现商业化。

  国外净化经验:必须坚决走生物安全路线,并辅以细致化的操作和严格的执行力。虽然非洲猪瘟的影响巨大,但也有部分国家将其成功净化,其中巴西和西班牙积累了大量的防控和净化的实践经验,成功控制非洲猪瘟,还保护了本国的生猪养殖产业。然而,也有一些防控失败的国家,如俄罗斯。通过对比3个国家的防控过程,我们发现,完善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是净化的基础,而成功的关键在于细致化的操作和严格的执行力。西班牙在其净化阶段可以做到对所有猪场进行血清学监测,巴西则通过搭建媒体平台以及大量的宣传交流,使得养殖场在猪场染病后能够做到积极主动快速上报疫情;反观俄罗斯,其对疫病点的扑杀不够全面,也没有做到真正意义上的转运控制,净化措施的实施效果立见高下。

  西班牙经验介绍:从1960年非瘟爆发,到1995年彻底根除,西班牙耗时35年。起初西班牙也同样寄希望于疫苗,但是失败的田间试验带来的教训是惨痛的。其非瘟防控的拐点始于1985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1985年,西班牙颁布了ASF根除计划,控制ASF的策略发生重大变化,全国性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开始建立:1)建立流动兽医临床团队网络体系。2)对所有猪场进行血清学监测。3)提高饲养场及饲养设施的卫生水平。4)剔除所有ASF爆发点,对所有的非瘟病毒携带者进行安乐死,消灭所有感染群。5)对猪群的移动进行严格控制,交通工具也必须进行合适的冲洗和消毒。西班牙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庞大的物理隔离网络,非洲猪瘟的发生率大幅下降。到了1987年,全国范围内没有ASF临床报道的地区已经达到了96%以上,更加坚定了行业走生物安全路线的信心。此后,西班牙趁胜追击,颁布法律将全国分为ASF感染区和无疫血清监测区(2年内无ASF爆发),进一步缩小作战范围。到了1991年,ASF感染区又划分为2个区域,分别为至少1年无临床爆发但还有少量血清学阳性样品的地区,和感染区。通过不断的净化,1994年西班牙境内已经无ASF爆发报道。1995年10月西班牙正式对外宣布,ASF根除计划胜利完成。

  国内疫苗研发:目前国内的研究进展并未显著领先于国外,短期突破有难度。国内借鉴了近五六年来国际上发表的被认为有应用潜力的5种疫苗构建技术路线,对国内的毒株展开实验,最终发现其中1种疫苗达不到免疫效果,3种会导致接种猪只全部或部分死亡,剩下1种经过生物安全评估,发现存在同居感染现象,并且在连续传代的过程中出现了毒力返强。在排除欧美的现成方案后,国内采取了基因缺失方案,但是基因缺失疫苗的安全性问题难以评估。非洲猪瘟病毒多达22种基因型,强行推出基因缺失苗犹如在黑夜中打靶,有击中的可能,但安全性没法评估,缺失的基因在野外有可能被接回来。

  农业农村部已明确表态,生物安全防控是当前非瘟防控的关键所在。在2019年9月的记者招待会上,农业部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负责人表示,“防控关键仍在于切实提高养殖场户的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希望大家一定要转变思想观念,一心一意做好生物安全防护工作,切实落实防控责任,提高自主防疫意识。”同年10月份,农业部提出“在确保生物安全措施落地的前提下,支持疫区和发生疫情的养猪场尽快恢复生产,帮助养殖场户扩大生产”,在非瘟疫苗遥遥无期的情况下,农业部已经意识到生物安全才是当下防控非洲猪瘟的最有利武器。

  滥用疫苗将承担法律责任。目前为止,市面上未有商业化的非瘟疫苗,所谓“非洲猪瘟中试苗、自家苗、进口苗”等均为非法疫苗,其安全性与有效性无法保证,特别是活疫苗,存在不可知的生物安全风险,且严重干扰和妨碍了非洲猪瘟的生物安全防控工作,农业部先后印发《关于切实加强兽用生物制品监督管理严厉打击非法制售使用兽用生物制品等违法行为的通知》、《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督管理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经营使用非洲猪瘟疫苗等违法行为的通知》等文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面排查,严厉打击各个集团企业、养殖场等非法制造、销售以及使用非洲猪瘟疫苗的违法行为,确保非洲猪瘟防控工作有序开展,维护养殖业生产安全。

  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目前大型养殖集团对疫苗的态度都非常慎重,并且行业内的主流声音也认为,短期内不会大规模推广疫苗,原因在于危险性很大,会损害到整个行业。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前期使用“非法疫苗”的效果并不好,使用疫苗后养殖成本已经抬升至20甚至30元/kg,并且长期隐患大,不利于产业效率的提升。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测算,以2019年全国出栏量5.44亿头为基础,假设行业推出了一款疫苗,10%的养殖主体依旧坚持走生物安全路线%依靠疫苗,即使按照极度保守预计使用疫苗后每公斤成本上升1元/kg,均重120kg,那么行业每年因为使用疫苗产生的效率损失为5.44*90%*1*120=588亿元。如果将这笔钱投入产业升级,按照每头1000元的投入,不出5年的时间,行业一半以上的产能都能得到升级改造,短期痛苦换来的是整个产业长期生产效率的提升。

  目前大企业战胜非瘟的案例越来越多,充分证明非瘟的可防可控,而生物安全则是迄今为止防控非瘟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月爆发第一例非瘟至今,部分优秀企业在与非瘟对抗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尝试和努力,坚决贯彻生物安全路线,目前已经取得了丰富的防控经验,形成了成熟、有效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无论是牧原每个月十几万的留种速度和其成本的稳定下降,还是新希望的公司加农户部分在2019年12月实现了95%上市率,都证明了非瘟是可防可控的,而生物安全是目前为止防控非瘟唯一正确的路线、如何做好生物安全:由硬件到软件,由猪场到人员的全面升级过程

  一个真正优秀的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其搭建必定是在科学的防控理念下,以合格的猪舍为载体,搭配强有力的执行文化尽可能将病毒挡在猪舍之外,落实到具体细节,我们认为这里面需要同时具备五大条件:硬件投入、饲料保障系统、及时检测系统、资源调动能力以及人员管理。

  猪场作为猪群生活的地方,是防疫基础设施改造的重点,也是监控和管理的重点。非洲猪瘟是高度接触性传染病,生物安全防控的目的是切断人与物作为媒介携带非洲猪瘟病毒。不仅是进入猪场的人或物可能造成非洲猪瘟的蔓延,猪场周边生物(如老鼠、蚊虫苍蝇、猫、狗等)都有可能作为传播媒介携带非洲猪瘟病毒。因此,做好场内外的保障系统,做到“外入防堵,内查净化”是生物安全防疫至关重要的环节。

  洗消中心可有效提高“运输安全系数”,将非瘟病毒隔绝于猪场外。对猪场而言,活猪和饲料的进出都是无法避免的,而车辆作为运输工具会途经大量地方,在疫情尚未完全企稳的情况下,外部环境中的潜在病毒无处不在。

  因此,在猪场外部建立专门的洗消中心,对进出猪场的车辆进行彻底地清洗、消毒和烘干是防疫重点。洗消中心最好建立在距离猪场附近3km左右。若距离猪场太远,清洗消毒后的车辆在洗消中心到猪场的路上存在再次污染的可能性;若距离太近,车辆携带的非瘟病毒可能导致猪场周围的环境载毒量增加。但是

  ,因此难以做到在每个中小养殖场附近都建立设施完善的洗消中心,企业一般会在县级范围内建立1~2个洗消中心进行车辆的首次彻底清洗,再到猪场外的定点洗消中心进行二次清洗。洗消中心功能区域分明。标准的洗消中心一般分为3个区域:预处理区、清洗区和高温杀毒区,共包含值班室、洗车房、干燥房、物品消毒通道、人员消毒通道、动力站、硬化路面、废水处理区、衣物清洗干燥间、污区停车场及净区停车场等单元。除此之外,

  专车专用,不同用途的车辆对应不同的洗消流程。猪场主要使用的车辆有拉猪车辆、拉饲料车辆、专用中转车辆、拉粪车辆等等。从我们草根调研了解到的防疫做得较好的企业来看,车辆的整套洗消流程会耗时4到5小时。以拉猪车辆为例,车辆先前往统一的洗消中心进行彻底清洗,然后再到定点洗消中心(猪场外洗消中心)进行二次清洗。清洗完成后再依次进行消毒、干燥、采样送检。检测合格后才能靠近猪场,并按照“车辆靠场消毒”流程进行二次消毒、烘干以及对车辆活动所有区域进行消毒。整个洗消过程全程录像以此确保所有细节达到标准。场外洗消中心可以快速、有效地创造“清洁、干燥、高温”的环境,使得绝大多数病原微生物快速失活,同时还以猪场为中心,形成由外到内的多层生物安全防护圈,环境载毒量从猪场外部到猪场内部生产区逐步减少。与此同时,拉猪车辆的运输路线会提前规划,明确路途风险并避开高风险区域。每辆车辆都会配备GPS定位系统,专人随时监控和检查每辆车的使用情况。

  猪场作为猪群生活的地方,是防疫基础设施改造的重点,也是监控和检测的重点。非洲猪瘟是接触性传染病,主要的传播方式有虫媒传播、体液传播和人车带毒传播等。其中,虫媒传播,可通过蜱虫、蚊子、牤、螯蝇等传播,并且非洲猪瘟病毒在这些昆虫中能够长期保持活性;体液传播,可通过猪肉制品、血液和精液等传播;带毒传播,被病毒污染的饲料、水源、器具,甚至是农场工作人员的衣服,以及受污染农场附近的空气都是潜在的传染源。非洲猪瘟爆发后,不少大规模企业立即启动了猪场升级,隔断式猪舍改造、安装空气过滤系统及防虫防鼠防护栏,并且在重要位置安装摄像头实时监控等等。只有从源头上杜绝传染源,切断传播路径才有可能创造出无病毒猪场。

  例如,牧原自主研发的通风、温控、饲喂高度自动化的全封闭式现代化猪舍,原本已足以为猪群提供洁净、舒适、健康的生长环境,但仍无法完全保证将非洲猪瘟病毒隔绝于场外。非洲猪瘟爆发后,牧原投资近38亿对猪舍进行了全面改造,从隔断式猪舍到进出风灭菌和独立通风、供料方式、自动饮水加药系统都进行了全面升级。其中,将猪舍改造为隔断式猪舍进行猪场多级隔离,舍内小环境控制更有利于防止疫病的交叉感染和外界病原的侵入;进出风灭菌和独立通风可有效避免附着在空气中细小颗粒上的非瘟病毒原通过空气传播进入到猪舍内部。

  在疫情肆虐的背景下,对猪场的全方位把控是持续创造高健康的猪场环境的必要条件。例如,新希望的猪场区域是被严格划分的。整个猪场分为宿舍楼、食堂、猪舍、妊娠舍、产房、后备舍、隔离舍、污水处理区、废水处理区、中转舍、保育台、上猪台、出猪台等,通过双区域设计,进行分类管理。所有工具禁止跨区域使用,所有员工尽量避免跨区域工作,每个区域之间都设有消毒设施,员工进出每个区域都要进行消毒。并且,所有关口和位置都安装了摄像头,接入视频网络监控平台,确保监控区域完整、信号良好,可即时/回看视频信息。专人至少每2天检查1次摄像内容并有检查记录,处罚违规行为相关人员。与此同时,能过滤PM2.5的空气过滤系统以及防虫防鼠的猪场外围防护避免了很多接触传染的隐患。

  为什么一般企业做不到:低水平的防控设施,巨额的改造费用,都是阻碍其进步的拦路虎。行业内生物安全防护水平偏低,普遍需要进行系统改造,而硬件设备的改造升级直接牵扯到资金的投入,价格不菲,对一般企业现金流是不小的挑战,很难不折不扣全部完成。叠加幸存者偏差造成的侥幸心理,行业内更多的考虑是分步实施或者打折完成,比如需要买3台车,先买1台或者2台,但是生物安全不是做了60%就能得到60%的收获,更多的是因为40%的遗漏导致的瞬间归零,所以看企业的生物安全防控,我们不应该只看他们做了什么,而更应该问他们还有什么没做。

  防控非洲猪瘟,饲料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只有做到从原料、生产到配送各个环节不出漏洞,环环相扣才能确保安全。非洲猪瘟可通过饲料传播,饲料原料及成品可被非瘟病毒污染并具有传染性。来自美国相关机构对饲料原料所做的病毒存活性评估报告中,表明非洲猪瘟病毒能在大多数原料(如豆粕、胆碱、狗粮和猫粮等)中长期存活。从选择安全无毒的原材料,控制生产流程再到安排配送饲料至猪场,坚定落实各个环节的生物安全措施,才能杜绝饲料成为毒源的可能性。

  采购来源清楚、质量可靠、不带病原的饲料原材料是生产安全无毒饲料的基础。原料安全包括原料产地的选择、原料采购、储存及运输等各个环节的安全措施。我国饲料原材料(豆粕、玉米等)主要来自于小规模种植的农户,而农户家玉米等原料一般在公路或马路进行晾晒,很容易出现运猪车或其它进出疫区的车辆等车轮碾压而导致原料感染上病毒的现象。我们草根调研也了解到,一些养殖企业在采购饲料原材料时也会明确避开山东等地,因为山东等地很多地区都是在公路上晾晒玉米。加之,如今疫情尚未完全稳定,潜在非瘟病毒无处不在,因此选择优质主产区的原材料,不采购在坪场或路边晾晒的原料,尽量从国库购买烘干和过风过筛的干燥原料可以极大提高采购原料的生物安全性。

  采购的饲料原料应采用专业原料运输车辆运输,避免运输过程感染上病毒。运输前车辆应彻底消毒,车辆要封闭通风且防鸟防尘。运输路线也应提前规划,尽量选择最短路线,缩短运输时间,避开高风险区,如疫病爆发区、屠宰场、发病猪场等。接收原料是饲料厂生物安全很关键的一步。原料运输车辆的轮胎大概率会接触到各种病毒和病菌,运输车辆进厂必须要进行彻底清洗、消毒、烘干,并且原料也需要进行非瘟病毒检测和毒素检测,以保证原料的安全性,避免原料带入非瘟病毒。同时,原料仓库要保持干燥、通风,并做好防鼠措施,避免生物带病毒进入原料。对采购入库的原料要在标准原料库内静置 60天以上,在保持通风干燥的前提下,采取熏蒸消毒方式进行熏蒸消毒,全面消除原料带毒。

  高温和干燥可以快速地灭活非洲猪瘟病毒。生产安全是防控非洲猪瘟饲料环节中最重要的环节,成品饲料很难有效进行消毒处理,饲料带病毒就会直接危害生猪。2018年8月,首例非洲猪瘟疫情发现后,闫之春博士依据美国的防控经验推出了85℃高温制粒防空措施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一措施在随后对农户的防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行业普遍采用3分钟、85℃高温制粒的方式进行非瘟防控。同时,饲料无菌装袋在装袋封包过程中,尽量采取全机械自动化,减少人员接触,确保装袋封包过程中不会感染病毒。

  国内饲料厂防疫水平参差不齐,企业内部自供饲料安全保障性高。目前,我国的饲料厂规模差异较大,企业管理水平和饲料质量也参差不齐,因此养殖企业选择外购饲料相对于企业自供饲料会承担更大风险。根据我们草根调研了解到的情况,某规模企业在非洲猪瘟爆发后甚至设立了猪料专业工厂。饲料专业工厂只生产猪饲料,含独立的原料和成品仓库,从投料口到成品仓不会受到其他原料或饲料的污染。像牧原这样的自繁自养规模化企业在疫情发生后也立即将饲料厂改造成了全封闭式。疫情发生前,牧原很多子公司的办公地点就设立在当地的牧原饲料厂中。疫情发生后,公司立即将子公司的办公地点移出饲料厂,将饲料厂的防护等级提升到养殖场防控水平,人员进出饲料厂进行严格消毒,内部生产环节严格把控。并且,将饲料厂进出通道分开,进出车辆走专用路线,避免净、脏车辆路线交叉,形成交叉感染。

  非瘟疫情的爆发,对饲料的配送车辆到配送路线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环境中潜在的病原防不胜防,成品饲料在配送到养猪场的过程存在路途感染风险。饲料厂应使用专用饲料配送车,配送车应该保持干燥、密闭。配送车辆在装料出厂前和到达配送地后都应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和干燥。同时,车辆驾驶员也应进行相应的洗澡和消毒,并且避免在配送过程中随意下车与外界环境接触。配送路线尽量选择较短路线,缩短配送时间。避开高风险区,如疫区、屠宰区等。因此相比于外购饲料,大规模企业的专供饲料厂无论从配送路线的优化还是从配送过程的把控都更能切实有效地达到非洲猪瘟防控标准。

  场外饲料运输车辆需要和猪场内部的车进行对接,以此确保将病毒隔绝于猪场外。我们通过草根调研了解到,场外的饲料运输车是无法进入猪场内部的,规模企业几乎都设置了中转专用车辆用于在场外物资消毒场所和猪场大门之间封闭运送物资。一些养殖场甚至建造了中转料塔,增加饲料的储存时间来进行检测,降低感染病毒的风险。饲料运输车到达猪场中心饲料仓围墙外指定位置前,车辆需在洗消中心按规定清洗、消毒、烘干。车辆检测合格后再停到猪场中转料塔区域墙外的指定停车位置,连接饲料运输车输送管道和中转料塔接料口直接将饲料卸载入库。

  为什么一般企业做不到:高频次运输以及复杂流程带来的效率降低,是行业必须要面对的难题。从生物安全的角度来看,饲料的高频输入是养殖场面临的最大威胁之一,对于公司+农户模式而言,饲料的威胁甚至能够排在首位,因为农户每年进出猪都只有两批,但是饲料几乎是每周或者半个月都要配送一次,感染风险很高。中小规模企业很少有自配饲料厂,多为合作模式,纵然都已显著提高了生物安全措施,但是运输过程存在的风险和复杂流程带来的效率降低,都是行业必须要面对的难题。

  非洲猪瘟病毒的感染分为两个重要阶段:局部感染和全身感染,局部感染是检测非瘟病毒的重要时机。前者主要发生在口腔等咽喉部位,后者则形成严重的病毒血症。这两个阶段并不是缺一不可的,多数猪群往往仅仅发生局部感染。口腔内局部感染阶段也是非洲猪瘟窗口期检测的重要时机,从窗口期感染到全身性感染(病毒血症)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较长的窗口期呈现也为净化非洲猪瘟提供了防控时机。

  窗口期感染阶段,生猪开始出现厌食,呕吐、体温逐渐增高到40℃以上,四肢无力,躺卧懒动。依靠员工监管及时发现异常现象,采集唾液及时检测,根据不同的CT值判断疫情不同的阶段,以此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据了解,某规模企业在非洲猪瘟以前,一位养殖员可以负责10000头猪的养殖,而如今仅负责1000头到1500头猪,以便对猪群的监测更全面到位。目前国内的规模化企业几乎都在猪舍内安装了监控,便于及时全方位了解猪群的健康状态。

  快速准确的检测结果是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措施的基础。在规模养殖场内部设立检测实验室基本上已成为规模化企业的标配。我们调研了解到,某龙头养殖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已设立20多个中心检测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都配备了检测仪器,全部采用荧光定量PCR,确保检测的准确有效。一个设施齐备的中心检测实验室的投资大概在100万左右。同时,在每个聚落养殖场内部都设立了快检实验室,快检实验室只配置PCR检测仪,用于疫病的初步快速检测。快检实验室基本上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出检测结果。如果检测结果存疑再送检中心实验室。整体评估,准确率可以达到98%-99%。通过及时检测,早期发现,早期剔除,定点拔牙保证大批猪没有问题,将损失降低到最小。

  为什么一般企业做不到:PCR实验室门槛高,如何尽早发现疑似感染猪只仍是难点。非洲猪瘟可以在群内传播,但场间、场内、舍内、群内病毒传播非常慢,这是拔牙的理论基础。快速检测系统的搭建是成功拔牙最重要的前提,同时需要专业的人士进行操作,这对于中小散户而言成本过高。而如何在早期尽快发现疑似感染猪只,这是需要一系列的科学实验来证明的结论,行业认知差距很大不一,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到了现在还有很多企业拔牙失败的原因。特别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这需要足够样本进行经验总结,很多企业根本没有这么多的试错机会。

  规模企业邀请国外专家传授疫病防控方法,指导防控流程。相比于散养户,规模企业具备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邀请到国外防疫专家实地指导防疫细节,传授防疫经验。非洲猪瘟虽然在中国是首发,但是在国际上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巴西,西班牙等国家几十年来通过生物安全防治已基本根除疫情,这些国家具备丰富的防疫经验。从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而言,早在2018年11月份左右,国内的上市公司就率先邀请在俄罗斯经历了完整疫情的专家到公司讲授防疫和复产的整个系统工程工作和各项细节。如何有效将国外防控经验和案例复制到我国,同时根据猪场的特色来进行改进,这对于企业资源整合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谁能够最先将这一套体系搭建完成,谁就将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掌握先机。

  非瘟病毒无孔不入,防疫措施落实细节才能保障安全。养猪已成为系统性的工作,而非瘟防疫不仅是对防疫方法的选择,更是对细节的考验。在国外专家的指导下,我国企业才了解到检测猪场消毒是否彻底的方法是通过检测猪场中金黄色葡萄球杆菌的含量来判断,而不是通过PCR检测非洲猪瘟病毒。金黄色葡萄球杆菌在环境当中的耐受力比非洲猪瘟病毒更强,如果连金黄色葡萄球杆菌都检测不到,那么就说明非洲猪瘟病毒已经几乎被消灭干净。同时也是和国外专家交流,公司才了解到用喷火枪对猪场消毒的时候,需要在墙面上喷洒一层水,等水快干的时候,再用火枪进行喷射消毒,这样能够利用水蒸气杀死墙壁里面的病毒。

  在国家推进规模化养殖的背景下,规模化养殖企业更易获得政策支持。我国特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企业在落实很多措施时需要地方政府的支持。比如,新希望在非瘟疫情爆发后自行出资几百万元,将公司猪场三公里内的110余户农户的猪场全部清理掉,这不仅需要资金作为基础,更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如今,三公里清场已成为规模企业的防疫标配,清场防控落地执行的背后是规模企业与地方政府的通力合作。环保政策叠加非洲猪瘟导致我国生猪养殖产能大幅下滑,国家出台多项政策鼓励生猪养猪,规模养殖是我国生猪养殖大力推进的目标,相比于散户养殖,规模企业在资源调动以及获得政府支持上具有更大的优势。

  洗消中心对选址要求较高,规模企业具备更强的资源调动能力。洗消中心在防疫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洗消中心对选址要求较高。洗消中心选址应尽量建设在猪场3km附近,距离其他动物养殖场/户大于500m。设计符合“单向流动”原则,保证污区和净区分离,避免交叉污染。考虑风向、排水等具体细节,保证污区处于下风向,外部排水由净区排向污区,并设置污水处理区。然而,场外选址因土地性质和用途等问题,审批过程复杂。相比于中小养殖场而言,规模企业具备更强的资金实力以及资源调动能力来确保洗消中心的落地建设。

  为什么一般企业做不到:顶尖企业接触顶尖资源,对病毒特性认知最深刻,方能最早实现有效防控。养猪早已不是一门简单落后的生意,本次非洲猪瘟来了之后更是抬高了行业门槛,特别是对于非洲猪瘟病毒的理解,头部企业往往能够最快速度找到国内外合适的专家学习,这是一般企业很难办到的。而当前现状也表明这些企业的防控进步最快,就像我们一直强调的是,行业内的大型规模企业最终都会学会非洲猪瘟的防控方法,但是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样的代价学会,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这其中重要的就是知己知彼,只有熟悉了病毒才能明确防控方向,也只有知道了自己的不足,才能针对性的补强,实现有效防控。

  人是非洲猪瘟防控的最大变量,是防控成败的关键,员工不打折扣地坚决落实防控措施是做好生物安全的保障。非洲猪瘟防控是系统性的工程,在整个防疫链条中 可以说人是最难管的,但是人也是最关键的。防控落实效果取决于不同职位上员工的协调情况,而不是各自的简单加总。人员管理是劳动力、资本、激励、培训等方面的综合体现,非洲猪瘟防控要求员工具备强把控力和强执行力,这就离不开合理的分工和培训,同时精细化的管理离不开精细化的激励和监控。

  专人专用,定点负责,完善的生物安全体系在于有效的组织管理以及措施的落地执行。从司机、消毒人员、料库人员、兽医、段长再到饲养员等等,不同职位不同职责,不同区域不同管理,才能有效提高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效率。比如,通过我们的草根调研了解到,某企业在非瘟防控中制定了各级生物安全关口的流通标准,猪场制定了五大类的风险载体,100多个风险控制点,商品猪六大类的风险载体,大约是 50多个风险控制点,饲料厂 60多 个风险控制点,对于每一个细小的点位,都安排专人负责,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人员的消毒、隔离、进出不同区域等都有一套完整而标准化的流程。扁平化的管理结构、专人专用、专人负责的理念使得企业在疫情防控工作的开展上效率很高,最终取得的防疫效果也处于行业前沿。

  系统培训,提高员工疫情防范意识,确保员工掌握疫病传播知识,提高防控效率。人员培训过去一直认为是场长或技术人员的事情,其实不然。要把非瘟拒之门外,不让其进入猪舍,这涉及到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包括门岗、司机、消毒人员、料库人员、兽医、段长、饲养员。因此,对全体员工进行培训至关重要。一方面使全体员工了解猪的基本情况,二是掌握疫病传播知识,三是了解非洲猪瘟的症状。如果发现疑似非瘟的病猪,不建议解剖。譬如母猪不吃料,很容易发现,发现得越早,定点清除的猪越少,给猪场造成的损失越小。

  员工防疫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较大,人性化的关怀和福利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防疫是持续不间断,需要高度集中力的工作,对于防疫一线人员是较大的考验。良好企业文化的耕织,才能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比如,牧原的师徒制的人才培养方式不仅实现了新员工的快速成长,更提高了员工的企业归属感,加深了员工和企业的情感链接。与此同时,我们也了解到某些规模养殖企业推出了为员工切实考虑的管理手段。对不同的年龄层次的员工提供不同的福利。比如,满足年轻员工对网络的要求,对于健身的需求,包括运动场所,台球,篮球场所,员工宿舍都是标准间来配置,极大地提升生活的便利性和空间。对中年职工就是安排夫妻工,食宿全部公司提供。同时还有假日的集体活动,小型的比赛,竞技类的网络比赛等等。

  具备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合理的激励机制叠加合理监管更有利于组建和培养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我们通过草根调研了解到,部分规模企业根据防疫效果制定了激励机制。比如,如果饲养员及时发现出现疫情的猪会得到一定奖励,负责的猪群没有发生任何疫情也会得到一定经济奖励等等。经济奖赏机制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与此同时,猪场都安装了摄像头,有专门的小组24小时进行监控,确保没有异常发生,一定程度上的监管也可以有效避免员工惰性。随着防疫意识的觉醒、做事情和走流程越来越有条理,未来员工的工作压力和工作强度也会逐渐下降。

  为什么一般企业做不到:行业现代化管理意识薄弱,懂技术又懂管理的企业家少之又少。人员的管理归根到底是企业家对人性的洞察和理解,在非洲猪瘟的大背景下,还需要企业灵魂人物对生物安全具备清晰的认知,而能够将管理和专业结合到一起的企业家少之又少。我们听到太多的关于老板不懂防控将问题归咎于员工,或者制定过于严格的措施导致防控不可持续,或者老板不懂分享导致员工有意引入病毒这样的案例。特别是在养猪这样一个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现代化管理意识还很淡泊的行业,员工的有效管理可以说得上是行业顺利实现防控的一大短板。

  通过梳理头部企业的现代化养殖场的资源投入情况,我们发现,存栏1万头的母猪场基础投资至少1亿元以上,年出栏10万头的育肥场基础投资至少1.3亿元以上。

  占地面积在13万平方米以上,相当于18个足球场大小;在猪场建设上,即使保守按照1万元/头的投资额计算,单场投资1亿元;另外,按照生物安全防控的要求,每3头母猪需要配备一套空气过滤器,单过滤器300元/套(只占成品售价1/3-1/4),若按整套过滤器成品价格1000元计算,万头母猪场的过滤器投资需330万左右,并且普遍的更新周期为2年。

  年出栏10万头的育肥场:占地面积在27万平方米以上,相当于38个足球场大小;按照单头1100元的投资额,猪场建设需投入1.1亿元;每5头肥猪需配备一套空气过滤器,对应该项投资2000万,更新周期2年。

  在产业完全升级后,我国或只需要7万个现代化养殖场,对应单场1万头的规模。我们认为,每种技术的应用都有一定的规模门槛,从当前的猪场饲料运输、PCR实验室配备,再到未来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应用,都需要猪场达到一定规模后才更具经济效益。当达到一定规模后,配套优秀的疫情防控能力,猪场将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更好的适用性、更低的养殖成本)。若以此为模板扩展到全国,未来行业或许只需要7万个养殖场,对应单场1万头的规模,大场可能在10万头。同时,由于我国土地集约效率更高,未来不排除出现单场规模更大的养殖场,目前楼房养猪的模式便是土地高度集约使用的一个缩影。

  在第一轮疫情的冲击下,几乎所有公司都受到非洲猪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影响的程度和建立防控能力的速度有着明显差别,我们认为以下四个点将有助于上市公司减少损失、建立防控、快速扩产。

  产能越大,公司风险则相对分散,不会因为一些意外事件而被“一锅端”,也将更有助于延长公司的反应时间和学习时间。目前,具有百万头以上出栏能力的企业,基本都是多地布局,也助于他们在防控中可以集合更多的实操经验。同时,对于投资于他们的资本来说,风险也更加可预判可估量,使得他们在做产能升级和扩张的动作不会因为资金匮乏而变形,这也是个决定性的因素。反面例子是,行业由于小农思想众多,危机面前投资畏首畏尾,容易导致方向错误。

  ii)公司资金实力:由于很多疫情都是自己内部处理,并不能拿到全额补贴,因此自身的财务状况,将决定公司承受亏损的能力。在行业困难的时候,反而很多地方都会用到大量资金,比如购买运猪车,清场3公里的散户,提高员工福利增强责任感、建设新产能的能力、进行猪舍改造升级的能力等等,充足的资金也将降低公司疫情感染带来的复合风险。

  iii)公司学习能力和管理水平:非洲猪瘟的防控措施的实施原理其实并不难,难的是短时间就

  ,这里面就涉及深入细节的管理和考核。同时猪场恢复生产也是一个很考验细节的过程,可能一个地方没做好,就会导致整个复产的失败。因此具备更强管理水平的公司在未来无论是降低感染风险,还是恢复产能上都将具有显著的优势,纪律最严明的部队在作战时将有更大的获胜概率和比例。iv)公司调动资源的能力:非洲猪瘟在我国是首发,很多防控的细节和措施我们并不清楚,但是在国外已经存在成功的经验和例子,如何将他们这一套经验和案例复制到中国,同时根据自己场的特色来进行改进将会十分重要,这里面就涉及到各种资源整合的能力,谁能够最先将这一套体系搭建完成,谁将会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掌握先机。

  技术驱动型的董事长和高管团队作为灵魂人物发挥作用:企业家真正对养猪技术有理解,同时坚决推进生物安全道路。以牧原为例,秦英林董事长深耕养猪行业二十多年,对行业理解非常深刻,这为公司坚决执行生物安全防控扫清了很多障碍。在这次非瘟疫情前,董事长及其夫人仍在一线学习,非瘟后,他们整天专研,亲自督查指挥,一场硬仗打下来,才迎来接下来的巨大发展机会。可以说,牧原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以技术驱动为核心中的核心,尽管在不断遇到新的问题,但是由于对技术、对行业、对环境的深刻理解,企业也不断地解决了新问题。

  高效的管理和执行体系:有了好的顶层设计之后,接下来考验的便是企业的执行力度和管理能力。非瘟防控的所有细节最终都要依靠一线员工来落实,这便要求企业有非常强的执行文化。大型集团近几年在大规模招聘大学生进入养殖行业,同时利用自身管理体系和师傅带徒弟的“传帮带”模式培养新员工,将员工打造成适合公司文化和公司发展模式的螺丝钉。这样经过系统培养的员工素质普遍较高,能够较好的理解并落实公司的管理指令,对疫情防控有着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我们看到互联网、数字化、传感器等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出现后,大规模的场开始具备较强的一线员工管理手段,在非瘟防控的过程中,实时监控等技术的运用便在企业监督员工执行上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在这样一个更为先进的管理赛道上,企业能力彰显的更加淋漓尽致,管理边际更为宽广。

  公平而到位的结果激励:如何使一线养殖人员在封闭的环境中长期保持积极性,这与公司的激励机制密不可分。例如新希望与农户的权责利关系划分明确,对于猪场出现问题后具有一套清晰的责任划分机制,而对于养殖成绩优秀的农户公司也不吝奖赏,在达到公司要求的上市率基础上,超出部分实行额外的奖励。如此一来,农户既能放心干也能积极干。再如牧原内部实行的“公司+场长”模式,场长及各个分管总监(营养、兽医、财务、防疫等)依托总部平台的力量,努力将自身猪场的利润提高,并且利润考核、精细化考核深入每个员工内心,解决好管理问题,技术适用性的高天花板就完美地显现出来了。

  长期来看,本行业的超大市场空间、低效产能占比极大,农户占比80%以上,整个行业朝着规模化转型升级的方向确立无疑,优势企业发展空间很大。

  防控能力:目前行业内符合生物安全的场占比不到10%,即使是规模企业间的分化也越来越明显。能将猪养活的企业才能迎来更多的融资机会和加速成长的契机。

  生产模式:毫无疑问科学生产战胜迷信、体系战胜孤军奋战、工业化封闭式生产战胜开放传统式生产模式。

  完全成本:完全成本可以反应公司的质地,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在生猪这个产品无差异化的市场里,低成本优势永远都是企业坚固的护城河。

  育种体系与现有保存的比例:国内大多数企业尚未形成自己的育种体系,特别是原种猪,主要依靠进口,受制于国外。在遭遇非瘟的洗礼后,现有种猪保存比例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企业未来的扩张速度和扩张质量。如牧原的二元轮回育种体系下种猪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强,在周期的不同阶段,种猪规模可以做到伸缩自如,当行业景气时迅速增加母猪数量,而当行业低迷时收缩种猪群并借此提升种群质量。

  科学养猪的时间长度:小农生产多以经验式为主,经济效益不高。发展现代养猪生产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不断提高养猪生产的科技含量和管理水平,充分挖掘企业降本增效的潜力,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满足以上条件的企业不多,这意味着资本可支持的标的并不多,其主要集中在头部企业。这也是目前行业主体间扩张速度快慢分化较明显的原因之一。

  资源的储备需足够提前。由于母猪本身生产周期的存在,土地储备流程长耗时多,人才也需要时间培养,因此企业在快速扩张的过程中,这些养殖要素的储备都需要提前布局。目前头部几家企业的要素储备已经足够支撑几千万头的出栏量,并且现在仍在大规模储备资源,待资本到位后扩张仅仅是时间问题。

  在资源储备充足的基础上,还需要企业具备稳定工艺的能力,从建设到项目验收,需要一环扣一环的稳步推进,这要求企业在各个方面都有一套独立、成熟的体系存在。以牧原为例,目前公司各个部门就是一个独立运营的小单元,人才培养等均已自成体系,才足以支撑公司如此快速的扩张。比如牧原光是猪舍设计团队就已经有上百人了,可以针对全国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设计不同的方案。再比如公司在快速扩张的过程中涉及到拿地,也需要专门的人专门的体系才能又快又好完成目标。有了成熟的体系后,结合垂直管理模式,分、子公司的场都可以从总部得到很多的支持,所以底下的养殖场职能便相对简单一些。

  目前我们观察到,在行业恢复速度明显放缓的情况下,具备以上几个条件的头部优势企业已经开始加速扩张。以2020年2月为例,行业能繁母猪增量35万头,而单牧原一家每月增量就有十几万头,加上新希望头部两家企业2月能繁母猪增加绝对值接近20万头,占全行业恢复值57%左右,可以说大型企业依旧是产能恢复的绝对主力。

  长期猪价取决于行业平均成本与社会平均回报率,过去龙头企业ROE在25%-30%,普通养殖户只有10%左右。尽管供给主体在逐步变化,但平均生产成本并没有显著下降,行业的回报率就不会明显变化,且在育种、母猪、采购、资金、资源获取等多个方面,大企业相对于农户的优势并不一定会缩小,目前正在显著扩大。我们认为,未来十年,非洲猪瘟长期存在的基础上,防疫成本和死亡成本的抬高、企业成本显性化和人力成本的上升都是传统模式必须面对的挑战,这个转型期间,行业平均成本一定程度上是抬高的,而对于掌握核心能力(充足的母猪+固定资产+合理的产能布局+防控水平+管理水平)的企业来说,其在工业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快速进步赛道上,成本下降速度更快,回报率有望不降反升。

  由于硬件设备的投入、种猪质量较差以及人力成本的刚性上升等原因,未来五到十年行业成本可能很难回到过去13.5元/kg的水平,与之对应的,猪价大概率也无法回落到过去15元/kg的均值。假设行业成本15元/kg,猪价均值16-17元/kg,以牧原为代表的优势产能成本保守降到11元/kg,其头均利润可以稳定在600元/头左右。当养殖规模达到5000万头以上,其均衡利润300亿级别,对于这样一个极具成长性的企业,即使长期均衡PE在15-20倍,对应市值4500-6000亿,前景可期。

  值得关注的是,未来随着养殖企业往下游不断延伸,其有望获得更多环节的利润。并且由于掌握了生产端资源,养殖企业在未来下游肉产业链重建的过程中将处于强势地位,可以获得更大的利润份额。以美国为例,由于美国的消费习惯以肉制品为主,因此下游在整个猪肉产业链上处于强势地位,在利润分配上,下游利润不断增长,而养殖端利润则停滞不前。中国的发展路径与美国非常不同,吃鲜肉的消费习惯使得产业链上的养殖企业相对强势。我们认为,国内的养殖龙头在往下游延伸时,由于其掌握了生产端资源,收猪比例高,因此屠宰效率会更高,对于他们来说屠宰业务也是可以赚钱的。并且由于下游对高品质农产品始终是稀缺的,这些企业在销售环节有望拥有一定的溢价。同时,随着中间商的去化,其利润份额可能继续提升。近期,招商农业团队携手新希望在北京地区展开了一次直接面向终端消费者的猪肉团购活动,结果显示,部分产品在以低于市场价一半的价格出售的情况下,综合毛利率接近10%,仍然远高于面向B端5%-6%的毛利率,这说明中间商的利润是非常丰厚的,未来养殖企业在这些环节的可作为空间很大。

  近期,牧原股份、新希望等龙头企业陆续提出聚落式一体化经营概念,实现集中饲养、饲料加工、肉食品加工、有机肥、无害化处理等一应俱全、多位一体的经营管理模式。如牧原股份位于内乡县余关镇大花岭村和湍东镇董堂村的楼房式养猪综合体项目,预计总投资50亿元,总占地2205亩。项目囊括了21栋楼房式全空气过滤“三防猪舍”,年可出栏生猪210万头;年产72万吨饲料加工线万头肉食品加工生产线。同时,配套有机肥、无害化处理等设施设备。在“饲、养、加”一体化模式下,未来光是养殖环节到屠宰环节的运输、消毒、检测、在途损耗、猪贩子利润等方面节省的费用,就能为企业增加每头200元以上的利润。再以白条市场为例,假设牧原未来生产环节的成本下降至10元/kg,与之对应屠宰后的白条成本可能在11-12元/kg的水平,而白条的市场价格常年都在18元/kg以上,这些都有望在未来给公司带来更大的利润空间。其本质是在这样一个效率如此落后的行业里,龙头企业一直在引领整个产业链的升级,这个过程中创造的价值最终都会体现在头均利润上。

  (1)整体流动性:世界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显著增强,各国都采取降息等手段保障流动性充裕,这样的市场环境下,优质资产的潜在收益率已经是本轮下跌前的1.3-1.5倍,我们认为足以覆盖不确定性风险。并且,猪肉需求非常刚性,人们足不出门也要想方设法购买,与经济环境的关系并不明显;猪肉供给的恢复也非常缓慢,本质取决于行业转型升级的速度,目前来看各方面差距仍然很大,仅有10%的产能可以做到相对优秀。这样相对独立的产业趋势,充裕的流动性环境,港资逆势增持牧原、新希望,我们认为此时机会已经远大于风险。

  (2)企业盈利:刚需+行业景气度向上,高盈利高持续性属于少数公司经营的阿尔法。从18年非洲猪瘟到现在,整个行业去产能60%,猪价超过30元/公斤已经半年以上,但复养的速度非常慢。2019Q4整个行业的母猪增长共8-9个百分点,但伴随着的是行业乱打疫苗、非洲猪瘟在北方地区反反复复爆发以及三元回交效率降低,实际产能恢复还要打个折扣。叠加新型冠状病毒的影响,整个行业在饲料运输、母猪运输和销售以及补栏上有了一个比较大的迟疑。工地复工对行业复产有一定的影响,复养的速度是越来越慢的,我们估计整个一季度复养的绝对值可能比去年四季度还要下一个台阶,1、2月的环比恢复速度再下台阶,不足2%。由此,乐观估计,今年8月以前,生猪供给可能都难以环比正增长,全年高价已是定局,悲观估计,或到2021年2月前供应仍然是非常紧张的。

  另一方面,行业扩产资源是结构性分布的,散户在这个阶段没有资金、合适的场地、科学的方案,也没有信心完成复养,历史上多轮猪周期证明,即使没有非瘟的干扰下,行业恢复也需要3年,何况如今。而个别公司在出栏量上实现高速增长,未来三年的利润或节节攀升,本质就是他们的防疫、成本远优秀于行业整体,且短期无法复制。

  以长期ROE-PB的角度来看明显低估,过去十年牧原ROE均值28%,股价运行的底部区间在PB 4-6倍左右,未来十年非洲猪瘟反反复复长期存在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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