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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彷徨:如何引进和培养国际化人才?

2020-03-09 01:35养殖行情 人已围观

简介中国养殖网官方网站我相信,国家制定政策的人,基本上都是有全局观的,有长远眼光的,了解国情的。他们也是中国人,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光明未来。他们应该把最好的结果设想到了,也把最坏的情况...

  我相信,国家制定政策的人,基本上都是有全局观的,有长远眼光的,了解国情的。他们也是中国人,也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光明未来。他们应该把最好的结果设想到了,也把最坏的情况斟酌过了,一定是精心计算过其中的利弊得失。

  至于民众的反应,民众当然有权力参与讨论一个重要法规的制定,群策群力,从不同角度进行论述,将问题想得更仔细一些。但是,我想善意地提醒一下,一般民众不要想当然地假设自己比那些政策制定者聪明多少。尤其是,不在其位,不了解其政,信息不对称会阻碍对世界的准确认知。

  中国需要更大力度地对外开放,一定要吸引国际人才,一定要海纳百川。既然要海纳百川,肯定会泥沙俱下。美国为什么能成为世界第一,就是因为有五湖四海的气派和自信。难道五湖四海里来的都是大鲸鱼吗?事实上,90%以上的都是虾兵蟹将。而10%的优秀人才,则产生90%的社会贡献。所以,不必苛求每一个获得永久居留的歪果仁都是人才。至于其他的负面社会效果,相信经过民众的建言,政府会更加谨慎地严加管控的。

  以我的生活体验和对跨文化管理的研究,我发现,绝大多数国人骨子里事实上某种明显的傲慢与偏见,在引进外国人才的问题上,彷徨不定。这可能是因为很多国人缺乏与外国人打交道的切身经验,而且中国大一统的时间太久了,汉族占据中国90%左右的人口,所以,我们不擅长与异族交流交往,尤其是对来自非洲的黑人朋友有明显的抵触心理。

  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我的导师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德国人,一头金色的卷发让我想起《倚天屠龙》里的金毛狮子谢逊。他活力四射,从来都是各种社交场合和学术会议中的超级巨星,一出场就抓人眼球。我刚到GIESSEN不久,中国同学会搞春季联欢晚会,我邀请我导师参加。我导师笑了笑说,他很忙,参加不了,但是,他妻子会去的。我说,“请告诉您妻子,让她直接来找我”,因为那个时候我刚好剃了一个光头,很容易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来。

  那天晚上,我站在大厅外面等我导师的夫人。我见到一个身材高挑的黑人妇女,优雅地走到我面前,用德语说“Ich bin Sharon Frese”。我当时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我的天啦,我的德国同事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导师娶了一个黑人太太呀!

  我导师是IAAP(世界应用心理学联合会)的主席,是一个特别open,特别国际化的人。但是,一个日耳曼男人娶一个黑人妻子,即使在德国也是相当罕见的。而在法国,白人和与来自北非中东的黑人喜结连理,生好几个小混血,实在是平常了(抱歉,本文不打算讨论欧洲的绿化问题,请不要误解)。从此,我对跨国婚姻和跨文化交流有了更深的一点了解。

  前年的时候,应IACMR(中国国际管理学会)的邀请,我导师来中国开会发表主题演讲,他夫人第一次来中国。回去之后,我导师在电子邮件中告诉我说,“我在中国待得很愉快,但是,Sharon很不喜欢,她觉得中国人对黑人有歧视”。我只能回答说,“Yes, I know, I feel very sorry for that”。

  总之,我觉得中国人不够国际化,对于某些特定族群有偏见与傲慢,在是否引进外国人才和如何引进外国人才上,彷徨不定。

  自从“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加大了对沿线发展中国家所提供奖学金的数量和力度:每年新增1万名左右来华的留学生,且绝大多数都能获得中国政府的奖学金。所以,最近五六年里,我差不多每周都能接到10封左右来自巴基斯坦等国的电子邮件,请求接受自己为硕士或者博士研究生。

  根据本科、硕士和博士等不同类型,据说政府分别提供了7万、8万、9万左右不等的国家奖学金。这件事情在微信朋友圈里曾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论。我看过一篇标题《让外国学生吃肉的同时,能让中国学生喝点汤吗?》的刷屏文章。

  不理解的人批评政府说,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学生得不到资助呢!中国还有8亿民众还没有坐过飞机呢!中国还有3000万群众没有脱贫呢!拿钱去给这些外国留学生,纯粹地打肿脸充胖子,瞎糟蹋。

  事实上,这种观点是短视的、缺乏战略眼光;只会算小账,不会算大帐;只会算经济账,不会算政治账。

  请诸位换位思考一下国家的难处,很多道理国家不方便公开说,而且只能做不能说。既然大家要算经济账,那我就帮大家算一笔最小的经济账。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即使是最高的10万奖学金,外国留学生拿到手的也只有每月2-3千元,其他的都是住宿费、实地调研费、学费等,而这些钱都是在国内各个部门之间转来转去,没有落到外国留学生手上,更没有流到国外。可谓“肉烂在锅里”。

  所以,许多批评的观点就像电影《我不是药神》一样,看似正确,很有诱惑力,实则谬误。不管“一带一路”是否能发展起来,中国和中国企业最终都要走向全球,我们必须在世界各地培养自己的“同路人”,培养了解中国、认同中国的外国人。

  信任总是在交往中培养起来的,不先邀请别人来自己家做客,如何能让别人了解你?留学是最好的途径,我们这些曾经留过学的人都深受其益。正如古人所说,“将先取之,必先予之”。二战之后,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现在都是2020年了,中国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虽然不多,但是也不少。如果中国想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得更大气一些,就得为世界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包括人才培养,维和、环境保护、对外援助、卫生防疫、基础设施投资、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和维护等。这一直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殷切期望。你以前可以搭别人的便车,以后你得让更多穷朋友搭你的便车才对。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更多的拥护和尊重。

  如果说,吸引外国留学生来华,是“引进来”,那么,中国应该送更多的中国学生“走出去”,尤其是到亚非拉国家去开眼界,长见识,增才干,磨意志。

  关于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我有一个不同于其他人的设想。这来源于我2018年7月10-28日期间,我围绕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进行考察的启发。我当时考察了新疆的北疆、蒙古国的科布多地区、俄罗斯的阿尔泰共和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东哈州地区,总共行程超过5000公里。

  回来之后,我花了两周时间撰写了一本《阿尔泰山一瞥》(未正式出版),其中提出来一个“一带一路”国际化人才培养计划。今天我把这个MIS(Mas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计划一并提出来,供大家批评指正。

  以下内容原原本本摘自《阿尔泰山一瞥》第八章,写作时间是2018年8月。虽然差不多两年过去了,但是,每当一想起这个前瞻性的想法,我仍然感到兴奋,我殷切希望有朝一日国家能将之付诸实践。

  我们不能仅仅鼓励外国留学生来华留学,我们还要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去这些“一带一路”国家留学。中国人历来安土重迁,很少有主动扩张的意识,很少有真正了解世界的人,特别是了解“一带一路”中所涉及的发展中国家。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最近几年中国每年出国留学的学生大约60万左右,90%以上留学国家集中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日本、西班牙等国家(按照中国留学生所占全球留学生的比例进行排列)。甚至在西班牙和俄罗斯等重要国家,中国留学生的数量也都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留学生。至于去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更是寥若晨星。

  这就导致我们只对欧美有些了解,但对其他国家的情况却惊人地无知。这种信息不对称和人才短缺,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推进,非常不利。

  我在新疆进行企业访谈时,当地几家靠外贸起家的大型公司,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们认为,“目前,中亚国家越来越了解我们,原因就在于他们很多人都在中国留过学,而我们很少有人真正了解他们,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企业出去之后,相互竞争,甚至相互倾轧和拆台,给了竞争对手或者客户很多挑拨离间、各个击破的机会”。

  所以,他们在引进人才时,越来越倾向于在当地国家留过学的留学生,认为这是一个关键的人力资源。而且这些学生,也不应该只是单一的翻译人才,而应该有更加广博的知识面,更加灵活的头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因为中国很穷,中国人很穷,所以很多人是靠公费留学去发达国家学习理工科和经管等专业。现在,我们应该增加一个新的公费留学计划,开设国际研究专业硕士(MIS,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针对发展中国家派出相当数量的研究生,大力进行深入的国别研究。

  1,以“结对子的方式”组织国内985和211院校与中国人留学很少的一些国家的大学建立合作关系,比如,伊朗、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等。每一个国家选择不同城市的两三个大学,分散化一些,让中国留学生有机会了解更多地方,而非扎堆在一起,无法融入当地文化,学不到东西。

  2,“结对子”方式应该考虑到现有学校的资源,比如,已有的优势学科资源和海外关系等,但是对于没有现成资源的学校,也应该鼓励从头开始建设。应该在各个学校设立独立的校级中心负责统筹该项工作。

  3,选拔的中国留学生既可以是大学刚毕业的学生,也可以是已在工作岗位、与该国有经贸往来的公司职员。可采用两年制或者三年制,定向派遣,一切费用由中国政府负担。

  4,选拔时,以往所修专业应不限,以往专业课成绩也不应成为考核重点,而是应重点考察被选拔者的心理素质和人际交往能力,判断其是否有基本的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或者潜质,是否有比较强烈的企图心和建功立业的冲动。入学考试的筛选应该重视所要留学的国别知识、英语能力和政治素质。

  5,毕业文凭颁发国内985或211学校的专业硕士文凭,而非所留学国家的文凭。因为这些国家不同于欧美,在研究和教育水平上可能低于中国,其文凭含金量较低,对于学生在国内就业可能没有什么帮助。可以考虑,这个新的专业硕士的名称叫MIS,希望将来同MBA学位的含金量一样高。

  6,第一学期的学习地点在国内,重点学习所要去国家的历史、政治制度、法律、文化和语言等。外语学习应以实用为主,集中强化,短期内能应付生存问题。其次,可重点开设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商务、跨文化沟通、社会学、人类学等课程,不求全面系统,重在实用。研究方法方面尤其应重视质性研究。

  7,在国外大学留学交换一年、甚至两年,这一点可以有不同的尝试。建议在海外所学专业首先考虑该学生以前所修的同一专业,或者经管专业,或者法律专业。但是海外学习的重点不在于学习专业知识,更不在于拿到当地的文凭,重点在于提高语言能力,了解当地的教育体系、文化传统等,与当地学生进行比较深入的交往。但是,对于基本的课程成绩和学分应有一定要求,否则很容易出现资源浪费的情况。

  8,中国驻当地的大使馆在该项目中也应扮演重要角色,在暑假和寒假期间组织中国学生在当地进行旅行,参观访问,加强对当地政府、企业和社区的了解。

  9,所有参与该项目的院校应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知识共享课程平台,共享一些稀缺资源,例如,关于社会学和人类的研究方法,国际商务等方面的课程。

  10,在进行国外交换过程之前,就应该建立国内导师负责制,进行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海外交换回来后,应在最后一学期提交论文进行答辩。论文应该更多采用综合性的研究方法、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当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深入研究。内容和主题宜宽不宜窄,重点培养通才。成绩合格,并且论文通过答辩的,授予中国大学的专业硕士文凭。

  11,顺利毕业的学生,优先推荐给在“一带一路”进行战略投资和布局的国企、民企等,甚至可以作为外交辅助人员。

  12,参与该项目的中国大学所承担的学生培养的数量,应该根据目的国的面积、人口数量、与中国之间的经贸情况和未来预期等进行估算,每个学校每年的招生培养人数在50~150之间可能是一个比较有经济效益的数字。十年之内,整个项目至少能培养国际化的初级人才5万人左右(假设50个项目国家,每年100人左右,每年5000人,十年5万人)。

  13,该项目只是一个初级的国际化人才的培养项目,是一个入门项目。一旦这些毕业生在未来的工作中从事与留学国家有关的工作,他们必然会不断学习,自我强化,在利益驱动和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14,成本和收益:每一个学生每年的培养费用应该在10万左右,每年政府需要至少投入10亿左右。但是,这是对自己国民的人力资源投入,这个钱不会白花。对于学生和国家来说,即使没有见到结果,也没有虚度和浪费。

  本计划涉及到多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深入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承受能力很重要,激发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有如下问题:

  1,承担这些计划的国内大学,是否能保证质量地尽到教书育人的责任,尤其是深刻领会本计划的目的和良苦用心,选拔合适的苗子进行培养,集中优质的师资进行专门课程开发,在学生进行海外学习的过程中,及时提供卓有成效的指导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师资培训是任何一个教育培训项目的关键。在派出学生的同时,也应该派出教师在东道国至少交流半年以上,使得教师本身对东道国有比较深刻的认知。

  2,海外学习效果问题:如果没有硬性的学位和课程方面的要求,学生是否会利用管理上的漏洞,不好好学习,无法达成学习效果?甚至不在当地待着?或者只是在当地耗时间?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政府为了鼓励国民走出去,了解不同国家的情况,只要是住在当地,且时不时提供一些照片和当地的信息,文部省就会按月给卡里打钱。建议采用类似的方法,要求学生每个月提交一个关于当地情况的报告,通过一个统一的网站进行提交,有专人进行信息整理和评估,采用过程管理,保证学习效果。

  3,人身安全问题:包括父母的担心等,尤其是在一些政治形势比较动荡的国家,例如,伊朗、叙利亚等。

  4,被认为是“间谍”的猜疑等。虽然这种风险不高,但是仍然存在,需要正视和提前预防。

  5,就业的问题:虽然该计划培养的是国际化的初级人才,更多的是定位在国家引导和扶持的基础上,但是,回国人员能否找到一个相关的工作,能发挥在海外所获得的宝贵知识和经验,这是一个大问题。只有这一点解决了,后续的教育培训才能得到更多支持。

  他说: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和现实中,真正有力量的大国,比如今天的美国,历史上的唐代中国,都是胸怀宽广,网罗天下人才而用之。优秀的人才不是打群架要人多,而是一个顶一百个,顶一万个的,就像以前有人传言的“钱学森顶一个师”。泥沙俱下在所难免,即使引进的笨蛋太多,那就算是做了国际慈善事业,改善了那些穷苦人的命运,也是有功德的。就像美国接收的那么多移民(非法、合法的),大部分都是刚够平均线或以下的人。美国的好,恐怕其中一个好,就是无分别不评判全然接纳的态度,让人更认同这样的国家。

  事实上,在我前不久我所写的《疫情过后:中日关系的第四次高潮,要来了吗?》一文中,我曾经写过这样两段文字:

  我曾经通读过2019年任正非与国内外媒体唇枪舌战的三卷本《访谈实录》,非常佩服任总的国际化视野、知识和人脉。尤其是当读到2019年10月任正非接待中东非洲阿拉伯语媒体的集体采访时,看到任总对该地区的历史、文化和建筑如数家珍,我真的有点羡慕嫉妒恨。

  扪心自问,做企业不如任正非,可以;旅行见闻不如任正非广博,也说得过去;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如果读书还比任正非少,那就无法原谅自己了。虽然中国人对于日本的历史一知半解,急需要补课。但是,中国人对非洲、中东阿拉伯世界和拉丁美洲的了解几乎就是空白,而老牌的西方国家在这些地方有几百年的经营历史,有大批熟悉这些地方的国际化人才。

  所以,借着最近国家出台的研究生扩招的东风,我郑重呼吁有关部门考虑一下我的这个建议,加快中国的国际化人才的培养。

  正文已经结束,忽然看到一个朋友在微信朋友圈里发牢骚,抱怨关于永久居留管理条例的征求意见的程序太麻烦。

  我刚好在网络调研方面有点研究,我在北大心理系的硕士论文《在线信息咨询中的匿名性对咨询员工作绩效的影响》(2001),大概是国内最早的互联网心理学“开山之作”,所以,就这个问题多说几句。

  第一,如果不是通过手机等进行实名认证,系统里面会收到大量的情绪化噪音,会淹没那些有价值的信号。心理学研究表明,人在匿名状态下,会表现出很高的攻击性行为或者亲和性行为(例如,网恋),大大偏离了日常行为规范。

  第二,政府就管理条例进行民意征询,就是为了获得具体而明确的反馈信息。如果只对整个法案采用简单的整体性判断(同意或者反对),根本无法有助于法规的完善。只有那些对法案中的每一个具体条例仔细推敲之后,所提出的具体明确的意见才是有价值的。

  第三,几十年来,心理学和管理学中关于“头脑风暴”的研究证明,这个方法有严重的缺陷。改进后的方法是先让每个人独立面对屏幕或者白纸提出自己的建议,然后,当众把所有的意见,不管好坏,都表达出来,最后再进行讨论。这是为了消除群体决策中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包括情绪传染和认知锚定。所以,如果您在填写调查时看不到其他人的意见,这是一个很合理的设计。

  我个人认为,此次政府征求意见的方法,在科学性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至于程序繁琐,主要是为了提高调研质量。

  我相信,那些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反对声音,肯定是有价值的,应该被整合到后续的立法中去。

  全球化是时代潮流,虽然有美国发起的逆全球化的动作,但是,中国需要向前走,我们要保持一种更加包容开放和建设性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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