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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创业故事:名人成功创业故事

2020-04-18 08:58致富故事 人已围观

简介丽鹏股份在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中,国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如果国王把国家权力当作儿戏,为所欲为,最终只能导致自己的灭亡。 周幽王是公元前8世纪周朝的最...

  在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中,国王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如果国王把国家权力当作儿戏,为所欲为,最终只能导致自己的灭亡。

  周幽王是公元前8世纪周朝的最后一个君王。他当政的时候昏庸无道,不管理国家,整天在后宫和美人嬉戏。周幽王特别宠爱一个叫褒姒的妃子,什么都满足她,可是褒姒却总是不高兴,很少露出笑容。周幽王想了很多办法来逗褒姒,想让她笑一笑,可是,他越是想让褒姒笑,褒姒越是沉着脸,故意不笑。为了博得美人一笑,周幽王真是伤透了脑筋。

  有一天,周幽王带着褒姒到外面游玩,他们到了骊山烽火台。周幽王向褒姒解释烽火台的用处,告诉她这是传报战争消息的建筑。那时候,从边疆到国都,每隔一定距离修一个高土台,派士兵日夜驻守,当敌人侵犯边境的时候,烽火台上的驻兵立刻点燃烽火,向相邻的烽火台报警,这样一路传递下去,边境发生的情况很快就能传到京城。而一旦国都受到威胁,骊山的烽火台也点燃烽火,向附属于周朝的诸侯国传递消息,诸侯国就会立刻派兵来援助。

  褒姒听了周幽王的话后,不相信在这样一个高土堆上点把火,就能召来千里之外的救兵。为了讨得褒姒的欢心,周幽王立即下令,让士兵点燃烽火。烽火在一个接一个的烽火台上点燃,各地的诸侯很快就得到了消息,以为国都受到进攻,纷纷率领军队前来救援。

  可是当各路诸侯匆忙赶到骊山脚下时,却看见周幽王正和妃子在高台上饮酒作乐,根本就没有什么敌人,才知道自己被国王愚弄了。诸侯们不敢发脾气,只能悻悻地率领军队返回。褒姒看到平时气度不凡的诸侯们,被戏耍后都是一脸的狼狈相,觉得很好玩,忍不住微微一笑。周幽王一见宠爱的妃子终于笑了,心里痛快极了。

  等诸侯王都退走了以后,周幽王又让士兵再点燃烽火,诸侯们又急匆匆地带着军队赶来了。周幽王和褒姒一见诸侯们又上当了,在烽火台上一起哈哈大笑。就这样,周幽王反复点烽火,戏弄诸侯。最后,当烽火再点燃时,已经没有一位诸侯再上当了。

  过了不久,周幽王想立褒姒为皇后,立褒姒的儿子为太子。为了达到目的,他废掉了皇后和太子。皇后的父亲是申国的国王,听到自己的女儿被废,非常生气,立刻联络别的国家,发兵攻打周朝。周幽王赶紧下令点燃烽火,召唤诸侯。

  可是诸侯们已经不再相信周幽王了,任凭烽火不断,就是没有一个诸侯前来救援。很快,周朝的国都就被攻破了,周幽王被杀死,褒姒被抓走,周朝灭亡了。

  当时周室王畿(wáng jī)所处之关中一带发生大地震,加以连年旱灾,使民众饥寒交迫、四处流亡,社会动荡不安,国力衰竭。而周幽王是个荒淫无道的昏君,他不思挽救周朝于危亡,奋发图强,反而重用佞臣虢石父,盘剥百姓,激化了阶级矛盾;又对外攻伐西戎而大败。

  褒珦(xiàng)在监狱里被关了三年。褒族人千方百计要把褒珦救出来。他们听说周幽王好美色,正下令广征天下美女入宫,就借此机会寻访美女。在褒城内找到一位姒姓女子,教其唱歌跳舞,并把她打扮起来,起名为褒姒,献于幽王。替褒珦赎罪。

  幽王见了褒姒,惊为天人,非常喜爱,马上立她为妃,同时也把褒珦释放了。幽王自得褒姒以后,十分宠幸她,一味过起荒淫奢侈的生活。褒姒虽然生得艳如桃李,却冷若冰霜,自进宫以来从来没有笑过一次,幽王为了博得褒姒的开心一笑,不惜想尽一切办法,可是褒姒终日不笑。为此,幽王竟然悬赏求计,谁能引得褒姒一笑,赏金千两。这时有个佞臣叫虢(guó)石父,替周幽王想了一个主意,提议用烽火台一试。

  烽火本是古代敌寇侵犯时的紧急军事报警信号。由国都到边镇要塞,沿途都遍设烽火台。西周为了防备犬戎的侵扰,在镐京附近的骊山(在今陕西临潼东南)一带修筑了20多座烽火台,每隔几里地就是一座。一旦犬戎进袭,首先发现的哨兵立刻在台上点燃烽火,邻近烽火台也相继点火,向附近的诸侯报警。诸侯见了烽火,知道京城告急,天子有难,必须起兵勤王,赶来救驾。虢石父献计令烽火台平白无故点起烽火,招引诸侯前来白跑一趟,以此逗引褒姒发笑

  在古代周朝的时候,有一个王叫作周幽王。他在历史上是一个极其残暴的君王,而且异常的腐败,奢靡。周幽王有一个爱妃,她的名字叫做褒姒,长得自然是很美丽,她眉清目秀,皮肤嫩得像白色的玉脂,而且唇红齿白,秀长的头发乌黑亮丽。褒姒的容颜虽然有沉鱼落雁之美,但是她却从来没有开口笑过。

  所以,周幽王为博取美人一笑,发出了一个皇榜,他说谁能让他的爱妃笑,就打赏那个人一千斤金子。后来有个人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去点起烽火以此戏耍诸侯,以此想换取娘娘的笑。所以在一天的傍晚,周幽王带着爱妃去登上了城楼,并且命令手下,让他们去点起城楼上的烽火。

  烽火引起了周围诸侯的注意,以为是西戎前来进犯,烽火是警报的意思,于是领了各自的兵队马上赶去救援。但是如此着急赶到了之后,却发现周幽王这里灯火通明,锣鼓喧天,很是热闹,一询问才知道是为博爱妃一笑才点燃烽火。诸侯们也没有办法,只好怒气而归。褒姒看见这样的情况,淡淡一笑。

  但是没过了多久,西戎的军队真的前来进犯,周幽王那时急忙点起烽火,可是没有援兵前来帮忙。原来是因为诸侯们还是以为周幽王是戏弄他们,纯属故伎重演,不相信真的有外敌侵犯。结果周幽王被杀死了,他的都城被西戎攻占,从此以后西周灭亡。

  周幽王有个宠妃叫做褒姒,但这个褒姒有个特点,就是不爱笑,纵使周幽王再怎么逗褒姒笑,对方也是笑也不笑,让周幽王很是烦恼,但谁叫他最爱褒姒呢,所以他还专门弄出了一个赏赐,就是谁让褒姒笑起来,他就重重有赏。

  然后有个叫做石父的人,给周幽王出了个不是主意的主意,那就是把周幽王专门建造起来为了通知诸侯来抵御外敌的烽火台给点起来。原因也是让人啼笑皆非,就只是说戏弄诸侯,让诸侯出囧,那么褒姒可能会喜欢。

  周幽王也是鬼迷心窍了,听信了石父的建议,当即为了爱妃就如此做,在一个风明月清的夜,周幽王搂着的爱妃褒姒,命令人把烽火台给点了起来,众诸侯见烽火起,以为有情况,火急火燎的赶来了,却发现周幽王搂着褒姒在那笑得开怀。

  褒姒果然笑了,周幽王为了时常看到褒姒的笑容,多次戏弄诸侯,渐渐地,诸侯也诸多怨言,也非常地不满,等到周幽王那边真正出了状况点起烽火台,竟没有一个诸侯前来救命,他和他的美人褒姒,很不幸的遭殃了。

  古代对中央政权所分封各国国君的统称。殷商即有分封制,商王嫡子有王位继承权,某些庶子则有分封枫,有侯、伯、子等爵位。诸侯须服从商王命令,奉命出征,助祭宗庙,互相聘门,仿王官等。周承商制、分公、侯、伯、子、男五等,进一歩确定诸保对王室的关系。

  诸侯国除按规定向天子纳纳贡、朝觐,出兵助征伐外,一切内政由诸保自理。汉分王、侯二等,诸侯国由皇帝派相或长吏治理,王、侯仅食赋税。汉魏以后,诸侯之称渐有名无实。《礼记.礼运》:“故天子有田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地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

  《国语.鲁语上》:“是故先王制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终则讲于会,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训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其间无有荒怠。”大魏创业,诸王开国,随时之宜,未有定制,非所以永为后法也。其改封诸侯王,皆以郡为国。参见《墨子.尚同上》、《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有人给周幽王 进献了个美女 叫做褒姒 但是无论周幽王怎么取悦于她,她都不笑 后来有人想到在烽火台上点狼烟的办法试试, 结果褒姒看到诸侯王忙活的焦头烂额 很是狼狈所以就笑了 周幽王非常高兴,但是诸侯们很生气 因为从千里迢迢看到狼烟,以为犬戎打过来了,结果是被人家戏耍。

  结果后来犬戎真的打来了 周幽王命人放狼烟救援 诸侯王以为又是来戏耍他们都没来 结果周幽王就挂了 。。。

  周宣王死后,其子宫涅继位,是为周幽王。当时周室王畿所处之关中一带发生大地震,加以连年旱灾,使民众饥寒交迫、四处流亡,社会动荡不安,国力衰竭。而周幽王是个荒淫无道的昏君,他不思挽救周朝于危亡,奋发图强,反而重用佞臣虢石父,盘剥百姓,激化了阶级矛盾;又对外攻伐西戎而大败。这时,有个大臣名褒珦,劝谏幽王,周幽王非但不听,反而把褒珦关押起来。

  褒珦在监狱里被关了三年。褒族人千方百计要把褒珦救出来。他们听说周幽王好美色,正下令广征天下美女入宫,就借此机会寻访美女。在褒城内找到一位姒姓女子,教其唱歌跳舞,并把她打扮起来,起名为褒姒,献于幽王。替褒珦赎罪。

  幽王自得褒姒以后,十分宠幸她,一味过起荒淫奢侈的生活。褒姒虽然生得艳如桃李,却冷若冰霜,自进宫以来从来没有笑过一次,幽王为了博得褒姒的开心一笑,不惜想尽一切办法,可是褒姒终日不笑。为此,幽王竟然悬赏求计,谁能引得褒姒一笑,赏金千两。这时有个佞臣叫虢石父,替周幽王想了一个主意,提议用烽火台一试。

  烽火本是古代敌寇侵犯时的紧急军事报警信号。由国都到边镇要塞,沿途都遍设烽火台。西周为了防备犬戎的侵扰,在镐京附近的骊山一带修筑了20多座烽火台,每隔几里地就是一座。一旦犬戎进袭,首先发现的哨兵立刻在台上点燃烽火,邻近烽火台也相继点火,向附近的诸侯报警。

  诸侯见了烽火,知道京城告急,天子有难,必须起兵勤王,赶来救驾。虢石父献计令烽火台平白无故点起烽火,招引诸侯前来白跑一趟,以此逗引褒姒发笑。

  中国历史上有十大商帮,一统中国商界。在明代,“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西)”;到清代中前期,徽商已赫然成为十大商帮之首,足迹遍天下,有“无徽不成镇”之说。徽商,指由古徽六邑(歙县、休宁、黟县、祁门、绩溪、婺源)之人组成的从南宋时开始兴起,至明清鼎盛,清末后衰退的具有典型封建性和乡谊性的经营商业之帮。旧徽州府籍的商人或商人集团的总称。又称 “新安商人”,俗称“徽帮”。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徽商,指的是明清时期,江南省和江南省分治后安徽省江南地区徽州府辖地经商的商人和商人集团,而非所有安徽籍商人,徽州府之外的松散的安徽各地区商人个体,一般称之为“皖商”,与徽商对应。

  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宣城市绩溪县,江西婺源县,徽州六县指歙、黟、休宁、绩溪、婺源(1949建国后,被划入江西)、祁门。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商的兴起有其特殊的背景和条件。首先是客观环境的压力。徽州介于万山丛中,“东有大障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寒,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轭”。山多地少,加之自魏晋以来中原战乱不迭,大量的人口涌入徽州,就出现了“地狭人稠,力耕所出,不足以供”的状况,于是出现“非经营四方而绝无活路”。为了谋求生活,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或顺新安江而下,去毗邻的经济相对发达的苏杭一带经商,至今黄山还流传一句民谚:“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久而久之,经商成为古徽州人的传统习俗。明朝王世贞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这就是说每十个徽州人中,就有七个在外经商。二是徽州本土经济模式的内在要求。徽州的自然环境结构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山多,自然资源也就十分丰富,盛产茶叶、木材、中草药,土特产非常多。另外,与山区经济相关联的徽州手工业品也极为丰富,如陶瓷、徽墨、歙砚、漆器等。他们只有把这些东西输出去,方可换取徽民们生活所需的粮、油、盐等,才能达到互补以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三是南宋王朝迁都江南的契机。徽州紧靠南宋王朝都城临安,徽商充分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大做生意,以致早在南宋初年,徽州就有“十万大公”、“祝半州”等大商巨贾出现。四是徽州拥有以新安江为主的纵横水系,极大地便利着徽商对商品的运输。

  徽商经营物类很广,“其货无所不居”,而以盐、茶、木、典当四者为大宗。首先是盐商,“新安多大贾,其居盐者最豪”。徽人业盐开始于宋元,盛于明中叶,特别是“开中折色法”实行后,徽人大肆进入两淮业盐。“两淮八总商,邑(歙县)人恒占其四。”“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如歙人江春,业盐扬州,曾任两淮盐业总商达40余年,富可敌国,乾隆每次南巡,他都铺张接驾,“以布衣上交天子”。另一徽商黄氏夫妇为讨好南巡扬州的乾隆皇帝,雇工数千,一夜造成“三贤祠”,乾隆爷见后叹曰:“富哉商乎,朕不及也。”再是茶商。徽人在全国许多城市开设了茶号,如乾隆时,仅北京就有徽人开的茶行7家、茶商字号166家、小茶店数千家。第三是木商。徽州盛产木材,木商不仅有行商,还开有木行及木公所,如创建于乾隆五十一年的杭州“徽州木业公所”,参加者有徽州六邑木商五六百人。最后是典当业。“徽商开当,遍于江北”。徽州典当,强化薄利多贷,便民济贫,故深得人们欢迎,竞争力也很强。

  徽商之所以能在众商帮中称雄,重要的还在于有高明的经营艺术。贾儒结合是徽商的重要特点,由此决定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士风”。为求商德,徽商以诚待人,“忠诚立质”,广得人缘。徽商以信接物,市不二价,童叟无欺。为求商德,徽商注意商品质量,“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清婺源商朱文炽贸茶珠江,每当出售新茶过期后,再贸总要注明“陈茶”二字,以示不欺。善于把握市场行情,也是徽商经营致富的一个重经秘诀。明中叶,歙商江才认为:“丈夫当观时变,察低昂,立致富贵耳。”徽商为保证自己经商不败,除有商德外,还必须工心计,多谋略。徽商还特别注意对外广交谊,结人缘,对内知人善任,人尽其才,以建立良好的外部与内部环境。徽商贾而好儒,“贾为厚利、儒为名高”。逐名高是为了大名声,而大名声,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增加无形资产。可以说,徽商为逐名高,往往是不惜血本的。

  徽商从南宋后开始崛起,至明清达到鼎盛,驰骋中国商界长达三四百年,影响深远。“钻天洞庭遍地徽”说的是徽商在空间上的影响,即徽商无孔不入,足迹遍天下。徽商足迹遍天下,首先是遍及当时中国几乎所有的省府州县的都会城市。举北京说,明隆庆年间,“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除都会城市外,徽商还遍及“山陬海埂,孤村僻壤”,远及僻远周边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另外,徽商不仅在大陆做生意,还贸易海上,足迹涉海外。著名的有“徽王”王直、徐海等。由于当时明王朝的政策是海禁,王直的贸易实属走私,因此屡遭打击。王直于是结集自己的海上武装,与官府作对,竟借居日本的海岛,自立为主,自称“徽王”,啸聚海上,一手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嘉靖海乱”。谚语“无徽不成镇”精炼地反映了徽商对市镇发展的深刻影响。按字面理解是:一个市镇,如果没有徽商在此的活动,则难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市镇。具体地说,它有三个层面的涵义:一是一个原本是平淡僻小的乡村,如果有了徽商,它很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市镇;二是一个原本是市镇的地方,如果有了徽商,则它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会走向繁荣昌盛;三是一个市镇,如果它没有徽商或者说过去有徽商曾繁荣,后徽商撤出或徽商衰落了,则这个市镇也就衰落了。

  徽商在南宋崛起时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帮,明时已成为商界一支劲旅,清时则跃居为十大商帮之首,其中有两大特点有别于其它商派。徽商第一大特点是以宗族乡里为纽带。“徽州聚族居,最重宗法。”徽州商人的宗族和乡土观念十分浓厚,徽州商帮就是以同族或同乡为纽带组织发展起来的。明清时期,徽商在北京、南京、扬州、武汉等许多城市,都集资修建了专供徽州籍商人活动的公共场所——会馆。在有些城市还专门为徽商子弟修建徽州学馆,以维系第二代徽商的宗族乡土情结。会馆作为联络同乡感情、交流商业信息、维护徽商利益的机构,对徽商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徽商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贾而好儒”,贾仕结合,官贾儒三位一体。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商界竞争日趋激烈,这就要求经商者对市场、自然、社会诸因素,作出精明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同时要求经商者具备一定的管理和组织才能。具备这两点者,必然需要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由于徽商“贾而好儒”,许多经商者都受过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较多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在经商活动中,注重职业道德和商业信誉,善于运用高明的经营艺术。在中国封建社会,“士、农、学、商”,“商”居四民之末。徽商为生存和竞争考虑,贾仕结合,通过攀迎封建势力,以改善环境。徽商结交官宦以至天子,大盐商江春直接上接天子。有的以贾进仕,绩溪人胡雪岩就是著名的“红顶商人”。徽商还充分利用乡里宗族的在仕之人,马克思《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唯一中国人王茂荫,就是出身于徽商世家,其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徽商在京的政治代言人。贾仕结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社会地位,从而获得极大的无形资产;获得较好的政策环境和政治保护,并可享受封建特权,利于垄断。

  山西商帮与徽州商帮在明代本是势力相当的两大商帮,但到明代后期,在两淮盐业中,山西商帮便每况愈下,而徽商却迅猛发展。原因何在?重要一条便是: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而徽商却好儒学。据有关材料记载,山西商人重利甚重名,叫俊秀子弟从贾,而命中材以下者读书应试,结果,从贾者无文化知识,商业经营大受影响,读书者才智平庸,难中科举。如此以来,怎能敌过贾儒结合、练达明敏的徽商。徽商“贾而好儒”的主要表现就是十分重视智力投资,重视教育。“读书好,营商好,效好便好”、“第一等好事只是读书”以及“三代不读书,不如一窝猪”。从这些对联民谚中我们就不难看出徽商对教育的重视。清康熙年间统计,徽州六县有社学462所。《休宁县志》载:“明代徽州56万人口,书院多达54所。”故徽州素有“茅屋书声朗”之称。由于徽商重视智力投资,大力捐资兴教,因此,徽州“人才郁起,为海内之望,郁郁乎盛矣!” 徽商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业绩,靠的是人,是一种精神,有人以“徽骆驼”来比喻。它至少反映四个层面的内容。一、不甘穷苦,矢志千里,勇于开拓的精神。二、不怕挫折,执著追求,锐意进取的精神。三、不辞劳苦,克勤克俭,艰苦奋斗的精神。四、不作内耗,整体一致,团结协作的精神。

  “花无百日红”,有些朋友会问到这么一个大的商帮是怎样衰落的?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一、清代道光年间,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使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徽州盐商首当其冲,损失惨重。二、清咸丰年间试行钞法的失败,给经营钱庄的徽商打击也是巨大的。后来清政府对典当商查禁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实行“厘金”的政策对经营典当和长途贩运徽商冲击非同小可。三、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机器生产的工业商品以价廉质优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小手工业品根本无法与其抗衡。四、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太平军与清军在此攻防争夺,激战不断,残酷地烧、杀、掳、掠,尸横遍野,战火连绵10年之久,徽州惨遭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遭受严重的摧残。基于以上主要原因,徽商在清末民国初,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正是由于徽商雄厚的经济基础,以及贾而好儒,崇文重教的特点,直接推动了徽州文化的繁荣与发达。所以说徽商是徽州文化的原动力,是徽州文化发展的“催化剂”。今天,时逢盛世,新徽商们正大力弘扬徽商精神,重振徽商雄风,以振兴黄山经济。徽商发展时期的特点

  4、资本雄厚。如休宁人任福光在江淮从事贩盐,拥有船等4艘,所销之盐占淮盐的1/2以上。

  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拥有资本四千万两银子,而当时清 朝的国库存银仅7000万两。

  5、经营之道。信守的经营理念是“讲道义、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信誉。

  6、获利致富后回报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扬州徽商捐大米6万石,200万两银子。徽商精神的内涵及现代价值

  徽州经济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精神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精神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一、敏锐的创业眼光。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帮要优秀得多,因此能够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界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却“加故业数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说徽州商人“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

  二、进取的人生态度。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异地的陌生、商路的艰险,无不从肉体到精神残酷地折磨着他们。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州人,都能肩负父兄、家族生存发展的重负,义无返顾地“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近者岁一视其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歙县商人许荆南在荆州贸易,生意亏本自感无脸回家;其子许尚质继承父业,“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动二十年,虽家资百万,也“不竞芬华”。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州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驼”纪念碑。

  三,诚信的处世风格。在商业资本的盘剥下,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受害极深,于是“无商不奸”之类的诅咒此起彼伏。然而这正表明了一个事实:讲求商业道德,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徽商举起“诚信”的旗帜,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等基本道德,自然博得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费的欢迎,使他们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处处受益。徽商吴南坡“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平价售粮的举动,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进而成为徽商集团的标识。

  四、合作的人际关系。相对于商海的狂风巨浪,个体的商人只是一叶扁舟,因此,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依然执着,善于处理同宗人士的关系,并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宁义士金声说: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他们也注意强化同乡的情谊。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徽商将具有地缘关系的同道拢聚在一起的重要据点。即便是与消费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清代歙县商人吴炳留给子孙的是十二个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好人”,又说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犹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

  五、超首的契约意识。正是在频繁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徽州商人依靠“约”和“法”来维护权益、协调关系的意识慢慢觉醒,并逐渐形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现存涉及社会经营活动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就反映了徽州民众这种“民间法”由原始走向规范、走向成熟的历史演进过程。长期为外人所责难的“徽人好讼”,实际上正是徽州人致力于构建法制社会的一种民间尝试。

  【贷本经商】徽商资本来源之一。借高利贷从事商业经营,是徽州商人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金声《与徐按院书》指出:徽州人虽挟货行贾,实非己货,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但以运货于其手,则伊若如其所有,而以为此民货也。婺源人江汝元便是以贷本经商起家,终致大富。

  【佃仆制】具有严格隶属关系的租佃制度,明清时期流行于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广东、福建等省的某些地区,安徽的徽州地区尤为盛行。佃仆有时被称作地仆、庄仆、庄人、住佃、庄佃、火(伙)佃、佃民、伴当、佃童等,另外还有祁门的庄户,黔县、休宁的小户、小姓,歙县的底下人,绩溪的祝活,以及查湾的郎户和小户之称,都是性质相同的名称。郎户亦称拳头庄,小户又以承担的劳役而赋予不同的名称,诸如守坟庄、包袱庄、抬棺木庄、龙灯庄、吹打庄、道士庄、火把庄、挑担庄、抬轿庄、粮仓庄、守夜庄、守木庄、修房庄、搭戏台庄等,庄是庄仆的省称。

  佃仆的来源有多种形式,或由家内奴仆释放而来,或因佃种地主或祠堂的土地而来,或因无处栖身而被迫居住地主庄屋以致沦为佃仆,或因先人葬于地主山场而沦为佃仆,或因入赘、婚配佃仆的妻女而沦为佃仆,或因生活所迫卖身为佃仆。佃仆的生活环境恶劣,受地主的田租、山租、高利贷和额外农产物勒索等剥削,还必须为地主的冠婚丧葬及日常生活提供摇役。佃仆与地主之间存在着主仆名分,没有迁徙的自由,婚配受到干涉,没有科举入仕资格,甚至言谈、服饰等日常生活小节亦受到束缚与干涉。在法律地位上佃仆同于奴仆,日常生活中同样遭到歧视。但是佃仆与奴仆存在性质上的区别。地主对奴仆的人身控制是无限制的,对佃仆则有限制,驱使佃仆是有条件的;佃仆是主人的人,而不是象奴仆实为主人之物;奴仆以口为单位计算,佃仆则有家庭,有一定私有财产,以户来计算。佃仆是由于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而以契约或宗规家法的形式确定与主人的关系,并归属于整个宗族的家奴,社会地位介于奴仆与佃户之间,这种以大量佃仆存在为基础的佃仆制,产生于东晋、南朝、隋、唐的部曲、佃客制的基础之上。它在徽州特别盛行,可以归结为徽州乡绅势力特别强、奴隶制残余一直遗存等原因。但是,到清朝中后期,由于佃仆的绝对数量逐渐减少,谣役地租开始向货币地租转变,还有佃仆、奴仆起义频繁发生等原因,佃仆制日渐衰落,最终走向消亡。

  【非勤俭不能治生】徽商持家、经营方式。语见《丰南志·从父敬仲公行状卜非诗书不能显亲,非勤俭不能治生。意思是只有通过读书做官,才能光宗耀祖;只有勤俭,才能发家。徽州第一代商人,大多一贫如洗,勤俭发家显得尤为重要。婺源人李祖记,早年业儒,因生活贫困,弃儒就商,从事贩木。凡竹头木屑均舍不得丢弃,收集起来,各当其用,逐渐发家致富。既富,勤俭不减贫困时,每天粗茶淡饭,一件布衣穿了十多年,一双云履只在见客时穿。居室极陋隘,也不新建,资金全部投入营运。富商大贾,也以勤俭自律。歙县大盐商鲍志道,拥资巨万,不事奢侈,家中不专备车马,不演戏,不豪宴请客.

  【贾而好儒】 徽商特色之一。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儒贾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两者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太函集》卷52)。徽商贾而好儒,受到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在经商中,善于运用心计,精干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明代欲人黄镰,少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齐、鲁间进行商业活动。由于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精干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清代款人叶天赐,生性聪颖,工诗词,擅书法,因家贫行贾,料事十不失一,一跃而为扬州富商。

  【归德孟尝】徽商对待债务的一种态度。语见敦县《潭渡黄氏族谱·故国子生黄彦修墓志铭卜赢则不贷,贷则不赢,重以岁凶,索之何益?冯援侠客,犹能归德孟尝,公等休矣,吾不逞椎牛。徽商经常免除一些债户无法偿还的债务,明代婺源商人汪拱干一次焚券达数千张。黄彦修的话表达了徽商对免除债户债务的见解。

  【红顶商人】对清末著名徽商胡塘(字雪岩)的别称。胡光埔因捐输及佐辅陕甘总督左宗棠有功,清廷赏封布政使衔,从二品文官顶戴用珊瑚,赏穿黄马褂。人称红顶商人。当代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发表有《红顶商人》长篇历史小说,描写胡光墉一生的兴衰史,使胡光埔红顶商人的雅号家喻户晓。参见[胡光墉],也有将红顶商人泛称所有亦贾亦儒,带红顶带的徽商大贾。

  女娲为创世神,但创造既包括自然界的创造,也包括人类的创造,因而女娲又是造人之神。根据传说,某一天,她经过黄河的河畔,想起开天开辟以来,创造了山川湖海、飞禽走兽,改变原本一遍寂静的世界。但是,女娲总觉得这世界还是缺了点甚么,但又一时想不起是些甚么。当她低头沉思,看到黄河河水里自己的倒影时,顿时恍然大悟。原来世界上还缺少了像自己这样的“人”。于是,女娲就参照自己的外貌用黄河的泥土捏制了泥人,再施加神力,泥人便变成了人类。

  根据《淮南子·览冥训》、《列子·汤问》等典籍记载:远古时代,四根天柱倾倒,九州大地裂毁,大火蔓延不熄,洪水泛滥不止。女娲不忍人类受灾,于是炼出五色石补好天空,折神鳖之足撑四极,平洪水杀猛兽,人类始得以安居。

  传说禹与涂山氏女娇新婚不久,就离开妻子,踏上治水的道路。后来,他路过家门口,听到妻子生产,儿子呱呱坠地的声音,但一想到开山导流刻不容缓,便顾不上回家,又走上了治水一线。第三次经过家乡的时候,其子启正被母亲抱在怀里,他已经懂得叫爸爸,挥动小手,和禹打招呼,禹只是向妻儿挥挥手,表示自己看到他们了,还是没有停下来

  涂山大会之后,为表示敬意,各方诸侯常来阳城献金(即青铜),后来,九州所贡之铜年年增多,大禹想起从前黄帝轩辕氏功成铸鼎,为了纪念涂山大会,就准备将各方诸侯进献的金,铸造成几个大鼎。后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梁州鼎、雍州鼎)铸成,鼎上铸着各州的山川名物、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阳城,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

  女娲,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创世女神。又称娲皇、女阴娘娘,史记女娲氏,是华夏民族人文先始,是福佑社稷之正神。相传女娲造人,一日中七十化变,以黄泥仿照自己抟土造人,创造人类社会并建立婚姻制度;因世间天塌地陷,于是熔彩石以补苍天,斩鳖足以立四极,留下了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女娲不但是补天救世的英雌和抟土造人的女神,还是一个创造万物的自然之神,神通广大化生万物,每天至少能创造出七十样东西。她开世造物,因此被称为大地之母,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母神。

  据考古出土的文物遗址、遗迹和彩陶纹饰提供的史前人类与洪水抗争及对生殖崇拜的生活印迹信息,究其历史文化根源,女娲是原始母系社会女性崇拜观念的遗传。称号亦有娲皇、灵娲、帝娲、风皇、女阴、女皇、女帝、女希氏、神女、阴皇、阴帝、帝女等,史记女娲氏,风(或为凤、女)姓,是古代传说中的大地之母。一说她的名字为风里希(或为凤里牺),是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中对万物救助巨大的一位上古女神。相传她是华夏族的母亲,创造了生命,又勇敢照顾生灵免受天灾,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母神。她神通广大化生万物,每天至少能创造出七十样东西。

  传说女娲用黄土仿照自己造成了人,创造了人类社会。还有传说女娲补天,即自然界发生了一场特大灾害,天塌地陷,猛禽恶兽都出来残害百姓,女娲熔炼五色石来修补苍天,又杀死恶兽猛禽,重立四极天柱,平整天地。另外传说女娲制造了叫一些叫笙簧、瑟、埙的乐器,于是人们又奉女娲是音乐女神。记载中她替人类建立了婚姻制度,使青年两性相互婚配,繁衍后代,因此也被传为婚姻女神。

  在古代宗法制下:父权、夫权、男权成为三座牢牢压抑着女娲神话发展的大山枷锁,使得其拆分为三类性质:一、作为上古贤王,人族先灵,圣母祭祀的女娲:肯定其作为人类之母与地母三皇的身份;二、作为福佑社稷、补天之神,得以祭拜的女娲,确认其作为伏羲之妹(兼下任继任者)与补天圣女的身份;三、祭祀供奉女娲所有神职业位:才是完整一体的创世始先神形象。

  女娲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人文始祖,是中华民族的母亲。女娲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是史前文明和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也是已经开展的中国史前文明探源的重要研究对象。

  先秦文献古籍《史籀篇》、《楚辞》、《礼记》、《山海经》、《淮南子》和秦汉以来的《汉书》、《风俗通义》、《帝王世纪》、《独异志》、《路史》、《绎史》、《史记》等史料都有关于女娲的记载。在整个古文化系列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人类发展史和民俗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

  四是体现了奇特的民间、民俗文化现象,对人生礼仪、人类生存、文化传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女娲的地位时有变化,有时在三皇之上,有时在三皇之内,有时在三皇之下。据说原因有三:一、神话传说中女娲化生万物,地位非常高,在三皇之上;二、传说中伏羲、女娲既为血亲又为夫妻,均为一家人,列入三皇时有时两个人都选中,有时只选一人作为代表,具在三皇之中;三、尚书在经书中的显赫地位使得它所宣传的伏羲、神农、黄帝三皇观点为大多数人认可,而且女娲所在的是母系社会,之后是父系社会,以男为尊,所以在三皇之下。

  大禹,夏朝开国君主。禹,姓姒,名文命(也有禹便是名的说法),字(高)密。史称大禹、帝禹,为夏后氏首领、夏朝开国君王。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但也有说法认为禹应为颛顼六世孙)。其父名鲧,被帝尧封于崇,为伯爵,世称“崇伯鲧”或“崇伯”,其母为有莘氏之女脩己。相传,禹治理黄河有功,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在诸侯的拥戴下,禹王正式即位,以阳城为都城,一说以平阳为都城(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国号夏。并分封丹朱于唐,分封商均于虞。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他是中国古代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中国版图为九州。后人称他为大禹。禹死后安葬于会稽山上(今浙江绍兴),仍存禹庙、禹陵、禹祠。从夏启开始历代帝王大都来禹陵祭祀他。

  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但也有说法认为禹应为颛顼六世孙)。出生地有争议(一说在汶山石纽地区;一说在石坳。母亲是有辛氏(今山东曹县)之女,名叫女志,也叫脩己。禹幼年随父亲鲧东迁,来到中原。其父鲧被帝尧封于崇。帝尧时,中原洪水泛滥造成水患灾祸,百姓愁苦不堪。帝尧命令鲧治水,鲧受命治理洪水水患,鲧用障水法,也就是在岸边设置河堤,但水却越淹越高,历时九年未能平息洪水灾祸。接着禹被任命为司空,继任治水之事。禹治水三过家门不入,正是他劳心劳力治水的最好证明。禹立即与益和后稷一起,召集百姓前来协助,他视察河道,并检讨鲧治水失败的原因。禹总结了其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革治水方法以疏导河川治水为主导,利用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疏通了九河。治水期间,禹翻山越岭,淌河过川,拿着测量仪器工具,从西向东,一路测度地形的高低,树立标杆,规划水道。他带领治水的民工,走遍各地,根据标杆,逢山开山,遇洼筑堤,以疏通水道,引洪水入海。禹为了治水,费尽脑筋,不怕劳苦,也不敢休息。他亲自率领老百姓风餐露宿,过家门而不入,整天在泥水里疏通河道,把平地的积水导入江河,再引入海洋。经过13年治理,终于取得成功,消除了中原洪水泛滥的灾祸。因为治洪水有功,人们为表达对禹的感激之情,尊称他为“大禹”,即“伟大的禹”。在治水的过程中,禹走遍天下,对各地的地形、习俗、物产等皆了如指掌。禹重新将天下规划为九个州,并制定了各州的贡物品种。帝夏禹王还规定:天子帝畿以外五百里的地区叫甸服,再外五百里叫侯服,再外五百里叫绥服,再外五百里叫要服,最外五百里叫荒服。甸、侯、绥三服,进纳不同的物品或负担不同的劳务。要服,不纳物服役,只要求接受管教、遵守法制政令。荒服,则根据其习俗进行管理,不强制推行中央朝廷政教。

  《孟子·万章上》载“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古本竹书纪年》载“禹居阳城”,《世本·居篇》载“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记·夏本记》则说“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从有关文献看,夏禹与阳城、平阳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帝舜在位三十三年时,正式把天子位禅让给禹。十七年以后,舜在南巡中逝世。三年治丧结束,禹避居夏地的一个小邑阳城,将帝位让给舜的儿子商均。但天下的诸侯都离开商均去朝见禹王。在诸侯的拥戴下,禹正式即王位,居住在阳城,国号夏。分封丹朱于唐,分封商均于虞。改定历日称为夏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说苑》记载大禹“卑小宫室,损薄饮食,土阶三等,衣裳细布。”禹在位的第十年东行,到了会稽后去世(《竹书纪年》载为四十五年),皇甫谧认为禹享年一百岁左右。禹去世后,其子启继夏朝天子位。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贯彻落实中央的号召,首先必须积极主动地学习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治心”。治心养性,一个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读书。读书学习是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国古人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进而学有所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为此,记者采访了西安政治学院教授程远博士。

  记者:“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是总书记对学习重要性的精辟概括,爱好学习、善于学习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之一。数千年来,囊萤夜读、凿壁偷光、燃薪而读等故事传为美谈,“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一直为人们所推崇。勤学、善思、贵疑、好问等优秀的学习精神和学习品格,成为中华文明绵延五千余年生生不息的重要因素。

  程远:中华民族“爱好学习、善于学习”的传统由来已久。《论语》开卷第一篇的标题就是“学而第一”,把学习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后世学者们继承了这个传统:《荀子》开卷便是《劝学篇》,杨雄《法言》开卷是《学行篇》,王符《潜夫论》开卷是《赞学篇》。我国古代影响很大的几部家训全都把读书学习作为大事,谆谆叮嘱后人。

  记者:诸葛亮在《诫子书》中就曾说:“非学无以广才”。古人重视学习,是因为学习是增加学识修养、成为有用之才的重要途径。

  程远:关于学习的重要性,古人有许多精彩论述。《论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是人的自然属性相差无几,后天的学习才使人有了优劣高低之分。荀子把人性分为“性”和“伪”两个方面,“性”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伪”指的是在人出生以后通过学习、教育形成的品德。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意思是人的自然属性是有缺陷的,故而“恶”;“伪”就是对这种自然属性的加工改造,目标是“善”。“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自然属性是加工改造的基础,没有加工改造,“性”的完善美好就无从谈起。而化“恶”为“善”最重要的途径和方法就是接受教育,努力学习。

  记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可见,在古人看来,学习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途径。

  程远:是的。荀子指出,学习不仅能够化“恶”为“善”,而且可以使人“参于天地”,成为“圣人”。他说,人刚生下来并无贵贱、智愚与贫富之分,之所以有的人由贱而贵、由愚而智、由贫而富,“其唯学乎”。明朝思想家王廷相认为智能主要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他说:“使无圣人修道之教,君子变质之学……虽禀上智之资,亦寡陋而无能矣。”意思是:即使是一个禀赋很好的人,如果不去学习,也会浅薄而无能。清代思想家戴震明确主张人的智能是后天学习和不断扩充的结果。他说:“然人与人较,其材质等差凡几?古贤圣知人之材质有等差,是以重问学,贵扩充。”即是说,人的智愚相差无几,智者圣人无非是通过努力学习,不断补益不足,改变愚昧,扩充知识的结果。所以,“唯学可以增益其不足而进于智。”明代思想家李贽甚至认为人的智能不存在天赋上的高低差异,“圣人不曾高,凡人不曾低”,差异主要是后天的学习、见闻、思虑等的不同造成的,因此,一个人要想出类拔萃、有所成就,“学不可少也”。

  程远:概括得好。《学记》说:“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学习可以使人认识真善美;认识是信奉、践行的基础。正确价值观的建立首先是从正确的认识开始的。另外,人的能力也主要来源于学习。《学记》说:“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不学杂服,不能安礼”,提高人的能力素质与学习密不可分。

  记者:有人打比方说,人的知识犹如球体,球体的外面就是未知世界,知识越多,球体越大,对未知世界的接触面就越大,就越能感觉到自己知识的欠缺,激发起学习的欲望和探究未知世界的热情。知识越少,球体越小,越容易自满。

  程远:古人也有过类似的论述。《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意思是学习能够打开知识的窗户,就会发现知识的海洋是无穷无尽的,学习是无止境的。

  记者:韩愈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叶适认为:“天下之物,未有人不极其勤而可以致其用者也。”在古人看来,“勤”是学有所成的不二法门。

  程远:是的。儒家创始人孔子曾自豪地说,“十室之邑”,像他那样忠信的人有,像他那样好学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就不一定有。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谈到自己的学习时说:“二十以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成胝。”我国历史上勤于学习的故事不胜枚举,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东晋学者葛洪说:“不惰者,众善之师也。”宋代思想家朱熹认为,学习就像“救火治病”,就像“撑上水船,一篙不可缓。”这些论述是很深刻的。

  记者:俗语说:勤能补拙。一个人,即使聪明才智远不及人,如果勤奋刻苦,也能有所成就。反之,如果在学习上坐享其成,即使资质过人,也可能一事无成。

  程远: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文史通义》的作者章学诚,年轻时很愚钝,记忆力很差,一天要读熟百把字都很吃力。但他毫不气馁,日夕披览,孜孜不倦,终于成为学识渊博的大学者。宋代政治家王安石的《伤仲永》讲述了一个相反的例子,说是有一个叫仲永的人,小时候资质过人,但其父“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终使其碌碌无为。王安石感慨地指出,五岁便能指物作诗的仲永最终“泯然众人”,关键是不学习造成的。清代彭端淑在《为学》中说:“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立者也。”这些话,都是很有道理的。

  记者:许多人都知道“勤”的重要性,可是,勤奋一时容易,要长期做到勤而不疲很难。这也是许多人在学习上一曝十寒的原因。古人对此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程远:快乐地学习。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道学习不如自觉学习,自觉学习不如快乐学习;愉快地学习是最好、最有效果的学习。孔子称赞弟子颜回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宋代思想家张载也有很深刻的论述:“学者不论天资美恶,亦不专在勤苦,但观其趣向着心处如何。”意思是:学习是否卓有成效,天资优劣、勤奋与否都不是关键,关键是看其对学习是否有兴趣。

  记者:记得孟子曾经说过:“不专心致志,则不得。”荀子也说过:“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古人把专注看成学有所成的重要因素。

  程远:是的。孟子曾以下棋为例,形象地说明了专心的重要性。他说,如果请一个围棋高手教两个学生下棋,一个专心致志,另一个却想着有一只天鹅快要飞来,想去拿弓箭射它。其结果,后者的学习一定不如前者。这不是由于他们智力上有什么差异,而是由于他们专心不专心所致。《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对专心致志的心理特征作了更为详细的说明。他说:“学者出于心,心为身之主,耳目候于心。若心不在学,则听诵不闻,视简不见。如欲炼业,必先正心,而后理义入焉。”意思是:心是身体的主宰,耳朵眼睛听命于心。把心放在所学上,是耳目接受信息的前提。如果心不在学,则只能是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如果想学有所获,必须全身心投入。

  记者:学习不但要专心,还要有恒心。荀子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程远:学习不可能一蹴而就,立竿见影。只有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日积月累,才能学有所成。《中庸》作者提倡的“五弗措”,就是“恒”的具体化。“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措”是弃置的意思。强调学、问、思、辨、行,都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不达目的不罢手的恒心、韧劲。只要坚持“五弗措”,就会“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记者: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许多人想学习,总觉得是抽不出时间来,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两眼一睁,忙到熄灯”。

  程远:古人也有这样的问题。据《三国志·吕蒙传注》记载:吕蒙小时候没有机会读书,后来身经百战,升为中郎将。孙权劝他多读书以增加智慧。吕蒙说:军务繁忙,没有时间。孙权批评说:我并没有要你成为渊博的学者。你忙,能有我忙吗?我小的时候,读过《诗》、《书》、《礼》、《左传》、《国语》,统事以来又研读了三史和各家兵书,自我感觉大有长益。你很聪慧,怎么可以不读书呢?“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自此,吕蒙“始就学,笃志不倦”,终于成为“学识英博”、文韬武略的一代名将。据史书记载,汉光武帝刘秀“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曹操身处乱世仍“老而好学”。身处战乱年代的刘秀、曹操、孙权、吕蒙,有多少政治、军事方面的急事、大事需要处理,可仍然“手不释卷”。可见,“没有时间”常常是人们自我放松的托词,只要抓得紧,安排好,总能挤出时间学习的。

  记者:有人认为,读书学习是年轻人的事,年龄大了,再去读书学习,来不及了,用处也不大。

  程远:这种认识也是不对的。历史上有许多年少有为的俊才,亦不乏大器晚成的智者。荀子50岁才开始游学,后来成为先秦子学的集大成者;汉朝的公孙弘,年轻时替人放猪,40岁才开始学《春秋》,后来成了有名的学者;宋朝苏洵27岁才开始发愤读书,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王廷相说:“才美何迟早,休警白发侵”,不仅仅是励志之语,也是有历史根据的。

  记者:读书学习是成才的重要途径,但也不能信师泥古,拘守陈说。孟子就曾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程远:唯师、唯书、唯古,限制了学习者独立思考的能力,束缚了创造力,为古代许多学者所不屑。他们主张用怀疑批判、独立思考、积极创新的态度去学习。

  程远:贵疑。宋代思想家张载说:“学则须疑”,“于无疑处有疑,方是进矣。”朱熹也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明代陈献章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这些言论文辞通俗,道理深刻。

  程远:古人解释得很清楚。陈献章说:“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有疑才会深入思考,才会向人求教,也才能悟出新知,有所进步。有疑犹如开启主动思考、追求新知的钥匙。如果只是一味埋头读书,提不出什么问题,说明没有与作者一起思考,只是被动地接受,这种学习收获是很小的。朱熹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清代思想家王夫之继承了朱熹的思想,说:“由不疑至于疑,为学日长;由疑至于不疑,为道日固。”清楚地说明,学习的过程就是由不怀疑到产生怀疑,通过学习,疑问得到解决的过程。由不怀疑到产生怀疑,说明动脑子了,学习有进步了;通过学习,疑问得到解决,说明对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更深入了,收获更大了。学习就是这样由不疑——疑——不疑的矛盾运动过程。

  程远:好问。荀子说:“知而好问,然后能才。”把好问视为成才的重要途径。《学记》云:“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则小鸣,叩之以大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问题的大小深浅与收获大小成正比。好问,还要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执著精神。清代大画家郑板桥说:“读书好问,不问不得,不妨再三问,问一人不得,不妨问数十人,要使疑窦释然,精理迸露”。

  记者: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段话许多人都会背诵,但要真正做到勇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善于向他人请教,弥补不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有一定地位的人。

  程远:敢于承认自己对某个问题不懂,而且主动向人请教,变不懂为懂,要有很高的境界。孔子就是具有这种境界的人。他曾向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等人学习过;入太庙,对不懂的东西“每事问”。他对好学好问的人非常赞赏,曾赞扬孔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对不用脑子,不问问题的人很无奈、很失望。孔子说:“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意思是一个人不肯想想怎么办怎么办,也不问人,对这种人我也不知该怎么办。

  记者:《学记》指出:“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没有学友之间的相互切磋,要想得到丰富的学识是不可能的。古人重视交友,也是为了相互学习,相互请教。

  程远:是的。我们知道,一个人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毕竟是有限的,大量的知识在课外获得,特别是在与同学朋友师长的相互交谈、相互辩难、相互启发中得到提高、补充和完善的。孔子就非常重视学习别人的长处,吸取别人的经验教训。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特别是他还能虚心向学生学习。有一次问子贡:你跟颜回比较起来哪个强些?子贡说:我怎能跟他比?“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感叹说:“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也不如颜回。正是这种“每事问”钻研精神和学无常师的谦虚态度,成就了孔子的博学和伟大。

  记者: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认为,只学习而不思考,将会人云亦云,毫无主见;只思考而不学习,就会想入非非陷于危险境地。我理解,这实际上讲的是学习与思考、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

  程远:是的。后世学者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宋代思想家程颐说:“为学之道,必本于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朱熹指出:“学便是读,读了又思,自然有意。若读而不思必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读,纵使晓得,终是惶惶不安。”“若读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与理合一,永远不忘。”王夫之也认为:“致知之途有二:曰学,曰思。学则不恃己之聪明,而一唯先觉之是效,思则不循古人之陈迹,而任吾警悟之灵。”意思是:学的时候不要自恃聪明,只有老老实实向先觉者学习,才能获益;思,则不要拘泥于前人陈说,而必须自己去独立思考。思考的内容是“其理果尽于言中乎?抑有未尽而可深求者也?则思不容不审。”即前贤所说的话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有没有未尽的地方需要补充或发挥。他还进一步论证说:“学非有碍于思,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在这里,古人把思考看成是获得知识的关键、巩固知识的前提。深刻地阐明了学习与思考的辩证关系,指出了独立思考的重要作用。

  记者:学习是为了继承前辈的文化遗产,思考不仅仅是为了准确理解所学的知识,重点是要在继承的基础之上创新。

  程远:的确如此。王夫之对此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学成于聚”,“思得于永”。“学成于聚”说的是量的积聚,即学习知识必须一点一滴地积累。实际上,做任何事都必须由近而远,由低而高,积小而大,积微而著。也就是荀子所说的“故跬步而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思得于永”,是在强调“思”不能浅尝辄止,要深入地、持久地、不间断地思考探寻,才能富有成果。最终目的是“新故相资而新其故”,即在对“故”的学习中发现问题,创造出“新”;再用“新”改造“故”,使“故”变新。用现在的语汇讲,就是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记者: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因为有许多惯性思维束缚着人们的手脚。

  程远:孔子的办法是“四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随意揣测,不主观武断,不固执己见,不唯我所是。如果能做到“四毋”,就一定能在学习与思考的过程中从实际出发,穷原见委,补偏救弊,挖掘出线

  记者:朱熹说:“为学之实,固在践履。苟徒知而不行,诚与不学无异。”认为学习的根本目的在于照着去做,如果明事知理而不践行,学与不学没有区别。

  程远:古代许多学者都有这样的思想。比如,孔子推崇的学习过程是:学——思——习——行。荀子推崇的学习过程是:闻——见——知——行。《中庸》推崇的学习过程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们都视践行为学习的最终目的,学习的落脚点都是“行”。

  记者:学即认识,行即实践。关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司马光曾说:“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在认识与实践之间,他更看重实践。

  程远:类似的论述还有许多。如,宋人黄睎说:“学而不知道,与不学同。知而不能行,与不知同。知而后行者,上也。”明朝林希元说:“自古圣贤之言学也,咸以躬行实践为先,识见言论次之。”清朝颜元认为:“心中惺觉,口中讲说,纸上敷衍,不由身习,皆无用也。”

  记者:古人强调知行合一,我理解,一是要防止成为虽然学富五车,却不能用其所学解决实际问题的书橱;二是要防止成为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南辕北辙的伪君子。

  程远:是的。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说:“假有学穷千载,书总五车,见良直而不觉其善,逢牴牾而不知其失,葛洪所谓‘藏书之箱箧’,‘五经之主人’,而夫子有云:‘虽多亦安用为?’”意思是说:假如一个人学贯古今、博览群书,但却不能行善事、走正道,遇到矛盾冲突不知道孰是孰非,这就是葛洪所讥讽的藏书的箱子!这样的人,书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

  记者:《论语》开篇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认为学习与实践不可分割,只有学了就用,以用促学,才会乐在其中。这体现着学习要与社会生活实践密切结合的思想。

  程远:孔子的这些思想为后世许多学者所继承和发展。荀子说:“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强调认识的目的在于实行。如果“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意思是有知识而不去践行,即使掌握的知识很多,还是贫乏的。可见,在荀子的观念里,真正的知识必须符合实际并能在实际中施行。王夫之在此基础上又有发展,他说:“且夫知也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主要意思是:认识要能够成功地指导实践,实践可以检验认识是否正确。把实践纳入认识过程,强调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记者:古人重视学习,也总结出了许多很好的学习方法,但其学习的内容和重点与我们今天对学习的要求差别很大,这是必须注意的。

  程远:这个提醒很重要。我们今天介绍古人关于学习的思想,重点是要学习古人的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确立远大的学习目标,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通过积极有效的学习,不断丰富、完善和提高自己,力争做一个对国家和军队建设有大用的人。

  范蠡帮助勾践获得成功之后,急流勇退,跟勾践汇报,“主公,俗话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主公当年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作为臣下的我早就应该自杀了,但我没有死,是因为我还要辅佐你重新收复国家,现在这件事办完了,请主公降罪,让我去死吧。”勾践说“别胡说,我要和你分天下而治,大大的封赏你。”交待过去后,范蠡收拾细软走了。范蠡到过三个地方,都取得了成功,我想说的是他死前所居住的地方—陶地的故事。

  范蠡来到陶地后,贸易做得非常成功,家大业大,人们都称他陶朱公。来到陶后,他生了一个小儿子。这一年,陶朱公的二儿子在楚国犯罪了,关在监狱里要处死。这样陶朱公就要派小儿子去营救二儿子。但是陶朱公的大儿子不干了,跟他的父亲说,我是家中的长子,所以应该派我去营救弟弟。陶朱公不同意,他儿子就说我作为长子不能去代表父亲办事情,说明我不称职,父亲也不信任我,那我还不如死了算了。陶朱公的老婆就商量陶朱公说,你看,老二能不能救出来还不知道,别先赔上一个老大,让他去吧。陶朱公笑了笑,说,那就让老大去吧。然后他就交待老大,你带上一千金,到了楚国去找我的老朋友庄生,把一千金给他,就说我让他帮忙搭救老二,然后什么话也别说,回来行了。老大一听,简单。帐上支了一千金,走了。老大多了个心眼,凡是不能一条路,就自己又带了几百金,好疏通打点。

  到了楚国,老大找到了庄生,把一千金给了他,庄生就收下了。庄生是楚国有名的穷人,可以说一穷二白,但是却是道德的领袖,楚国的皇帝到大臣大部分都以师礼对待他,他也不想要陶朱公的一千金,只不过装装样子,办完了事再退还给他,借以加强自己的名望。庄生收下东西,跟老大说,你什么也别干,赶紧走吧。老大答应了就走了,但他没回家,他干什么呢?上下贿赂,想营救弟弟。这个时候庄生找到了楚王,说大王,我最近夜观天象,感觉不太好,形势不利于社稷。楚王说,那怎么办啊?庄生说,我看是我们的囚犯太多,戾气所致,不行我们大赦吧,功在百姓,利在社稷。楚王一想,好吧。这就下诏,大赦天下。消息传到老大的耳朵里,老大就来到了庄生家,庄生吓了一跳,“不是让你回家了吗?”老大说,我这就走,我弟弟也蒙大赦了。庄生一下明白了,噢,要那一千金呢!庄生把一千金还给了老大,老大走了。庄生就想了,这是在侮辱我的人格,不能就此罢休。连夜他就赶进宫去,说,大王,情况好像不对,外面都传您是因为不想杀陶朱公的儿子才下令大赦的,我们大赦的目的好像没有达到。大王一听不高兴了,寡人不认识什么陶朱公,丽鹏股份他算个什么?把他儿子杀了!于是,老大就拉着老二的尸体回到了陶地。家里人很伤心,只有陶朱公乐呵呵的,夫人就问了,“你有病啊,孩子都死了,你还那么开心?”陶朱公说,“我有心理准备,我就知道老大去会葬送了老二,所以我开始不让他去。”夫人就问啦,这又是为什么?陶朱公说,老大这个人,不是不爱他的弟弟,是因为他从小跟着我吃苦,他知道钱来得不容易,所以花钱缩手缩脚,瞻前顾后,他肯定会留在那里看钱怎么消费的,所以搞砸了。老小不会,他从小富足,根本不知道钱是怎么来的,花起来没有压力,所以很洒脱,就会办成这件事。

  范蠡 (陶朱公),字少伯,生卒年不详,汉族,春秋楚国宛(今河南南阳)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谋士和实业家。后人尊称“商圣”。

  关于范蠡,除了他辅佐越王勾践成就大业、功成身退等事迹之外,司马迁还在《史记》中讲了一件事:

  范蠡一家离开越国,先在齐国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到了陶地。他认为陶地道路通畅,做生意可以发财致富,于是自称陶朱公,与自己的儿子一齐做了商人,没过多久就积累了丰厚的家资。

  在陶地,朱公生了小儿子。小儿子长大后,陶朱公的二儿子因为杀人被楚国拘捕了。自古以来,凡是家有千金的犯人不会在闹市中被处死,因此,朱公决定派小儿子去探望二儿子,并让他带一千镒黄金。就在小儿子即将出发时,大儿子说:“我是长子,现在弟弟犯了罪,父亲不派我去,却派小弟,说明我是不肖之子。”说完就要自杀。其母见状就对朱公说:“现在派小三子去,未必能救老二的命,但眼看老大说自杀就自杀,该如何是好?”不得已,朱公只好派大儿子去,并写了一封信要他送给旧日的好友庄生,同时交代说:“你到楚国后,把金子送到庄生家,一切听从他的吩咐,千万不要与他发生争执。”

  老大到了楚国,依照父亲的嘱咐如数向庄生进献了黄金。庄生说:“你现在赶快离开,千万不要留在这里,即使在你弟弟释放后,也不要问原因。”老大口中答应,但并没有真的离开,而是偷偷留在了楚国,并用自己另外私带的黄金贿赂楚国主事的达官贵人。

  庄生由于廉洁正直而闻名于楚国,从楚王至下,对他都很尊重。黄金送来后,他对妻子说:“这是陶朱公的钱,以后全部还给他,千万不要动用。”

  庄生找了一个机会入宫见楚王,以天象有变将对楚国有危害为由劝楚王实行德政,楚王于是准备实行大赦。接受了贿赂的楚国达官贵人把这一消息告诉了老大。他寻思,既然实行大赦,弟弟自然可以释放了,那一千镒黄金不就等于白白给庄生了吗?于是他又返回见庄生。庄生一见他惊奇地问:“你没有离开吗?”长子说:“没有,当初我为弟弟的事情而来,现在楚国要实行大赦了,我的弟弟自然可以得到释放,所以特来向您告辞。”庄生听出了话里的意思就说:“你自己到房间里取黄金吧。”老大暗自庆幸黄金失而复得。

  庄生因为遭到长子的愚弄而深感羞愧,他又入宫会见楚王,说:“现在,外面很多人都在议论陶地富翁朱公的儿子杀人后被关在楚国,他家派人用金钱贿赂君王左右的人,因此并不是君王体恤楚国人而实行大赦,而是因为朱公儿子才大赦的。”楚王听罢大怒,于是他命令先杀掉朱公的儿子,之后才下达大赦的诏令。

  长子只好带着弟弟的尸体回家了。母亲和乡邻们都十分悲痛,只有朱公笑着说:“我就知道老大救不了老二,不是他不爱自己的弟弟,只是他从小就与我生活在一起,经受过各种苦难,知道生活的艰难,所以把钱财看得很重。而老三一生下来就在蜜罐子里,哪里知道钱财来得不易,弃之也毫不吝惜,本来我是打算让他去的。老大不能弃财,所以最终害了自己的弟弟,这很合乎事理的,不要悲痛了。我日夜盼的也就是老二的尸首能回来。”

  无疑,上述故事进一步表现了范蠡非凡的识人眼力,同时也验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语:“知子莫如父。”

  抛开老二杀人偿命、咎由自取不谈,可以说是庄生要了小二子的命,而让庄生作此决定的是长子,所以是他要了弟弟的命,而他又是朱公在孩子母亲要求下才派去的,可母亲也是出于无奈……那么,究竟是谁要了小二子的命呢?

  是朱公。倘若他真想救出儿子,此前完全可以把利害关系向大儿子讲明,但他只是草草交代了几句。他难道不是在用长子的行为、次子的生命证明自己的眼力吗?

  这段故事在史记的越王勾践世家是有记载的,范蠡辅佐越王复国,功成身退之后三聚三散,完全没必要向谁证明自己的眼力。上述证明眼力的结论有度君子之腹的嫌疑!个人理解这段故事的意思是说,以范蠡之智,明知事情的结果,但也只能是无可奈何,因为派长子去,亡次子,少子去,长子亡;读历史,结合某些经历去读,或许会更多些体会或感触:史册,都是字字珠玑,不可能像写武侠、言情小说那样罗里啰嗦、长篇大论才能说明朱公已经把利害关系和大儿子说明白了。(朱公曰:“至则进千金于庄生所,听其所为,慎无与争事。”长男既行,亦自私赍数百金。)

  范蠡 的二儿子犯法 ,大儿子想去救他 ,范蠡 不让。因为他知道大儿子和他一起创业,知道钱来的不容易,舍不得花钱。但是西施让大儿子去了。

  长子不知道楚王大赦天下是朋友的功劳,反正弟弟没事了,开始心疼那些钱,又跑去向范蠡的朋友要。朋友觉得受到羞辱,又进宫向楚王进言,楚王收回大赦令,二儿子终被杀头。

  范蠡知道以后非常后悔。在坟前痛哭,本想救一个儿子,结果反而搭进去一个。完

  《史记》没清楚的记录范蠡儿子的姓名,只说他有三子,称之为:大儿子,二儿子,小儿子。

  “知子莫如父”的出处就是范蠡和儿子的故事,二儿子在楚国杀了人,犯下死罪,范蠡知道是他咎由自取,但也想保住孩子一命,散尽家财去贿赂楚国宰相,本想让小儿子去,可大儿子却以死相逼的请求范蠡让他去救二弟,结果搞砸了事,害死了范蠡次子。范蠡无奈的说出了这个成语。---详情请查询“知子莫如父”的故事。

  很遗憾的告诉你,范蠡的儿子没在历史上留下名字!就连他们的老妈是谁,都没人知道,但很肯定的一点就是:绝对不是西施!!如果你非要我告诉你他们的名字,那么我只能说:大儿子叫范统;二儿子叫范健;小儿子叫范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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